随着VR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它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在影视创作、心理治疗和社会学研究等领域。有研究人员认为,VR技术可以让人变得更有同情心,让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联结更紧密,从而培养人们的同理心。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VR技术只会让一类人同情另一类人,很难让他们产生真正的共鸣和同理心。

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评论文章,探讨了VR作为一项虚拟现实技术,能否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作者认为,VR技术有助于人们产生同情心,但真正同理心的建立,要放下自我,全身心地体察别人的感受。

文章介绍了关于VR技术唤起人们同情心的一些研究案例。

美国企业家克里斯-米尔克(Chris Milk)是研究虚拟现实技术的影响力的专家。几年前,他曾用VR技术,拍摄了一部关于叙利亚难民营少女真实生活的记录短片。这部片子让戴着VR眼镜观看的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难民营生存的艰难,对女孩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位企业家随后在TED发表演讲,他认为,VR的真正强大之处,在于能改变人们对彼此的看法,让人们在更深的层次上联系起来。

这一观点,大大启发了心理治疗和医疗陪护领域。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开始运用VR技术,来协助治疗抑郁症患者,帮助他们学习换位思考的能力,减缓自己的抑郁情绪。

在医疗陪护领域,VR技术还运用在对医护员工的培训上。美国阿尔茨海默协会就开设了一些VR模拟项目,让从事护理工作的年轻人,通过VR技术了解和感受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痛苦,看到了更多老年人和老年痴呆症的斗争。这种尝试,让年轻的护理人员减少了对患病老人的偏见,他们对护理老人的热情提高了,和老人之间的互动也加强了。

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学的虚拟人类交互实验室也发起过一个实验,先后邀请500人参加一个VR体验项目,请他们借助VR设备,体验流浪汉的生活。体验结束后,实验人员又花了8个月时间对参与者做后续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有了明显改观。比如,有人不再刻意避开路边邋遢的流浪汉,也有人主动参加了帮助流浪汉的公益活动。

文章作者也引用了VR技术反对者们的声音。这些反对者认为,虽然VR的体验形式多样,但最终,它们只能为人们制造出“同情的幻觉”,而不能产生“真正的同理心”。

在反对者们看来,VR只邀请参与者沉浸在感官体验之中,但参与者不需要面临虚拟空间中的任何结果。参与VR体验的人,不会真的被流浪汉抢夺走财物;他们也不会因为看了一部VR纪录片,就真正感受到难民营或边缘弱势群体的命运。“同情的幻觉”和“真正的同理心”之间,是有差别的。

文章作者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差异。同情心(sympathy),更多是指一种关怀与爱护的情感;同理心(或移情,empathy),则更多是指一种认知和理解的能力,能感受到“你的喜悦就是我的喜悦,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作者举例,当朋友失去亲人时,你会去表达安慰。你不需要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就可以产生同情和关爱的心,同时自己获得了心安。但是,当看到电影中的人物失去双亲时,如果让你联想到自己亲历过的失去亲人的痛苦,甚至能体会到痛苦的程度,这时你产生的是真实的同理心。同理心,更多地建立在一种跟自我经验相关的认知模式上。

作者认为,VR技术如何虚拟现实,也很难真正让一类人,进入另一类人的内心,感受对方的感受,从而真正帮助到对方。当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用VR技术来培养同理心时,更说明了现实社会存在的冷漠。尤其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来说,病态的同情心,会比漠不关心更加伤人。

就像电影《触不可及》中描述的,一个遭遇意外瘫痪在床的富翁,想招聘一位全职护理。他拒绝了形形色色的人选,最后选择了一个刚刚刑满释放黑人小伙子。面对大家的疑惑,富翁回答说,“因为他没有同情心,他总是忘记我瘫痪的事实,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怜悯没有特殊对待没有歧视。”

作者认为,通过VR技术对他人产生同情心,不如真正去接触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放下自我,在现实生活中构建彼此理解、尊重、关怀的关系。这是同理心生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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