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你很在乎的事情,如果这件事看上去大局已定,还有没有方法可以影响结果呢?这里给你介绍一位律师的方法和经验。李翔知识内参采访了得到大学第0期学员刘立杰,他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位前法官,曾在法院工作了十年,其中一半的时间在写作和总结,另一半时间在办理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他如今就职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这家事务所在全国刑事辩护领域排名前列。

在刘立杰看来,当一个律师接到一个案子时,其实整个大概的局面是明确的,关键是要找到能够影响结果的那个局部因素。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局部因素呢?刘立杰分享了他的三个心得。

第一,“每下愈况”,搭建知识树。这里的“每下愈况”是指,越向下、越深入推求,就越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刘立杰曾在法院工作过10年,其中一半的时间都在审理案件,他在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经济与职务犯罪审判庭,以及负责死刑复核的审判庭都工作过。作为法官,刘立杰会把每个案件的每一本卷宗都看完。看完之后,他会搭建出一个大概的法律框架,这个框架就像一个知识树,有树根、核心的树干、树枝和树叶。框架的每一部分都会有来自不同卷宗的证据来对应它、补充它。这听上去容易,在刘立杰看来,阅卷宗是一项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因为当你看完了全部卷宗后,可能大多数内容,对于定罪量刑等案件的核实事实来说,没有实质的影响。但“这个活必须得做,如果你不做的话,那么你就把握不了这个事物的全局”。

第二,“以正合,以奇胜”,通过细节找到高格局。刘立杰引用了吴军对“以正合,以奇胜”这句话的理解,即:成功的第一要素是要走正道,不要老想着出奇制胜。这里的走正道,其实就是用笨方法,把所有卷宗都放在你面前。这个方法适用于法官,也适用于律师。

刘立杰以一个电信诈骗案件为例。案件中,嫌疑人在国外通过给人们打电话诈骗了几千万元。每一笔汇出去的钱都有手续费,这些手续费对于案件事实的影响并不大,不影响定罪量刑,几千笔手续费加起来也不到10万元。于是,检察院指控的就是两千余万元,没人清楚是余10万,还是余100万。当时作为法官的刘立杰,觉得自己不能放过这个小细节,就花了一个月时间,和助理一起加班算清楚了每一笔手续费。在庭上,一个律师提出,公诉机关的指控有错误,手续费里多算了。检察官当时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审查的重点,于是被律师抓住这一点穷追猛打,后来甚至影响了庭审的正常进行。作为主审法官,刘立杰要来了律师的核算单,与自己的单子做了对比,点明了律师的核算错误,并建议他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有效保证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刘立杰认为,只有遍历了所有的细节,把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活干完了以后,才能真的格局比别人高。假如一个律师,阅卷宗比法官还要清楚详细,掌握的资料比法官还多,那么当律师说出一个法官没想到的观点时,法官是不会打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律师才有可能去引导庭审,有可能对它产生某种影响。不然的话,无法与法官在同一个格局平等交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能钻牛角尖,陷入细枝末节不能自拔,真正要做到的是“大处着眼,细处着手”。

第三,把握好每个节点。辩护时,怎样把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呢?刘立杰介绍,需要按照漏斗原则筛选。比如,在刑事辩护中,当事人被指控有罪的案件要先看有没有无罪的可能;无罪没可能的话,看能不能把重罪改为轻罪;如果轻罪也没可能了,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情节能够缩减量刑。如果都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给当事人家属保留一部分财产。

刘立杰曾接过一个诈骗房产的案子,受害人当时可以去报刑事案件,但刘立杰建议先以民事案件立案,因为这个案子的证据不是特别好,民事起诉都不一定能胜诉,假如直接报了刑事案件,可能都无法立案,即便到了法院,法院会认为公安机关没有受理,案件证据也不好,极大概率会判决败诉。但如果以民事案件立案,败诉了之后,还有一次机会再去公安机关立案。刘立杰说,这就像田忌赛马,需要把握案件的次序跟节点。这也需要律师了解类似案件的诉讼流程,对每一个核心进展都要实时关注,“就像医生做手术一样,什么时候该下刀,什么时候不该下刀”。

以上,就是刘立杰律师的经验分享,通过把握全局、细节、流程,找好时机,才能找到那个能够影响结果的局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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