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是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他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学习历史,后来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师从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入江昭在1978年就任美国外交史协会主席时,提倡把文化作为路径来研究国际关系史。徐国琦写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正是一部从文化角度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作品。这本书在201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理想国在今年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

徐国琦认为,过去的中美历史研究,过分强调中美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大多是着眼于冲突、对抗和分歧,这些差别和分歧当然是历史事实,但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不属于冲突和对抗范畴的历史;也可能是因为一些研究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太看重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轻视了个人因素,特别是那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发起、共同积极参与的活动和经历。

在中美研究方面的另一个不足是,缺乏对双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文化关怀。这里的文化,徐国琦指的是从19世纪到今天,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挫折等。因此,他想要写一个全新的中美关系史,不涉及政府,从文化和个人层面来写。这就是“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接受了《李翔知识内参》的采访,分享了他的写作心得。

首先,在选择题材方面,徐国琦采用的是“三要三不要”原则。一是前人写过的,自己写不出新意的题材,他不写;二是外交、经济、政治人物尽量不写;三是没有档案资料的不写。至于他要写的内容,一是这个内容必须是属于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层面共有的历史;二是要有一个明显的主线贯穿始终,三是一定要有故事性,要好读。

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中国人与美国人》这本书的第一个出场人物,徐国琦选择的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因为蒲安臣所处的时代,是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汇的时代。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运动,在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可以说中美两国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1861年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可以到北京设立领事馆。这时候蒲安臣成为美国驻北京的第一任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的重要之处还在于,他在中国任期满了之后,代表中国出任驻美公使,成了中国首次出使外国的使臣。他还为中国争取了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把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留美幼童,也就是中国首批留学生。然后又引出了这本书里另外三个人物,在美国教书的中国人戈鲲化、来中国担任宪法顾问的古德诺,以及来中国教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书里的最后一部分是体育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同历史。三个美国人加上一个中国人,再加上留美幼童和中美体育,串起这本书的六个故事的线索就是文化。

缺乏新意是徐国琦写作时极力避免的。比如,他这本书出来之后,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缺乏女性案例。他也承认,缺少女性人物确实是这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而提到中美关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徐国琦也纠结了很久,究竟要不要写。最后他决定不写的理由是,赛珍珠是文学家,写她一定会涉及文学的解读,但“历史学家一般不太用文学的东西去解读,因为文学是想象的”,而且赛珍珠的研究也有不少了,不太能写出新意。

“其实写作很难面面俱到,”徐国琦说,“出版社在签合同的时候,就会和作者约定好字数,一般是12万字到14万字。舞台已经搭好了,你要在这个搭好的舞台上把戏唱好。你不可能无限地去写,就算出版社同意,读者的注意力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不同的出版社对于选书也有自己的要求。徐国琦有三本书都是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的,包括《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985-2008》,以及这本《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弘扬学术为己任,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在选择要出版的书的时候,首先考量的就是原创性、学术性。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书大致分三种,第一种是高度原创、学术价值非常高的书,哪怕曲高和寡,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读懂,比如写一本甲骨文方面的著作,它也会出。这种书不赚钱,读者也少。第二种是既有原创和学术性,大家又能关注的书,比如《奥林匹克之梦》就是这种,内容上还是学术著作,但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北京举办奥运会了,所以大家都想去了解一下历史是怎么回事。第三种就是仍然属于学术著作,但要能引起高度关注的,徐国琦目前正在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的《Idea of China》,就是这样一本书,目的就是让全世界一起思考审视中国,中国人的概念是怎么来的,这类书从题目上就要非常有吸引力。

虽然《奥林匹克之梦》和《中国人与美国人》似乎都赶上了热点,比如《奥林匹克之梦》出版时间是2008年,恰逢北京奥运会,而《中国人与美国人》似乎又和如今的中美关系有所关联。但是,徐国琦表示,他选择主题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去追热点,相反,他会避免追赶潮流。选择奥林匹克这个题材,是2001年他在写《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这本书的前言时,发现中国申奥成功。他意识到,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情感和“一战”以来中国寻求国际化与新的国家认同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洞察之下,他开始关注体育与中国国际化的问题,并且研究了一年,觉得可以写成书。2005年与哈佛大学敲定出版事宜之后,才有了2008年4月的出版。《中国人与美国人》这本书,从2009年开始有写作想法,直到2014年出版,也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

徐国琦说:“历史学者并不是突然想起来要写某一本书,原因是,第一,历史是客观存在,你不能歪曲和颠覆。第二,历史学者还是科学家,你要有证据,要说真话;没有证据,一句话也不能说。第三,历史是科学,证据都在,为什么有人写的好,有人写的不好,这就要靠视野、训练,以及对某个问题的长时间关注。我从1990年出国读书,一直到2005年出版第一本书,然后连续出版四五本书,和中间15年的积累铺垫是分不开的。”

徐国琦还反复强调了边缘人的心态。他在《边缘人偶记》这本书里这样描述:知识人首先必须要尽量成为边缘人,要主动处于边缘,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标榜的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说:“我的导师入江昭是一位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的日本人,我们的关注和美国人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事情,可能美国人并不会在意,但在我们看来就非常有意思,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以上就是历史学者徐国琦分享的写作经验,他会刻意遵守自己的“三要三不要”的写作原则,从边缘人的视角出发,对某个话题保持持续的、长时间的关注,避开热点和潮流。希望对你有启发。

徐国琦历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