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韩亮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这几天,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宅在家里,自觉地保持和社会隔离的状态。或许有人会觉得在家待着有点憋闷,但其实,这也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能向内省视,观察自己的内心。

面对各种扑面而来的信息,每个人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不太一样。

但我想,有一点你应该不会怀疑,那就是面对复杂的人和事,我们都需要多一些同理心,也就是说,多一些能够体察别人感受和处境的那种能力。

我们越能体会到别人的痛苦和难处,应该就越能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同理心,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不过,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发现“同理心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个判断也是有前提,有约束条件的。

这篇文章来自今年1月出版的最新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知名的心理学家斯考特·考夫曼(Scott Kaufman)。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同理心泛滥,未必是件好事。有时候,同理心过强的人,反而更不容易包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

你可能觉着费解,既然我们常说同理心能让人切身体会到他人的处境,怎么还反而让人不包容了呢?其实这背后的原因是:同理心想要发挥作用,有一个隐形的限制条件,那就是一般只对自己所在阵营的人有效。

什么叫自己所在阵营呢?当社会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最容易形成的两个阵营就是:“我们(us)”和“他们(them)”。人的同理心,往往只会给“我们”,而不会给“他们”。

文章提到了一个研究,是针对足球迷的。在足球比赛当中,两队双方的球迷,是最纯粹的“我们”和“他们”的关系。

研究人员就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先让实验对象亲眼目睹另外一个球迷承受疼痛的样子,然后问实验对象是否愿意帮对方分担疼痛。如果愿意分担,那对方承受的疼痛会就少一些。

研究人员注意到,实验对象最终做出的选择,跟球迷所属的阵营有直接关系。如果是自己一方的球迷,那实验对象就更倾向于选择分担疼痛。但如果告诉他,这是另外一队的球迷,那实验对象就不怎么愿意分担疼痛了。

这个结果说明,人的同理心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内外有别的。

在政治领域的相关研究中,也有着类似的发现。

我们都知道,美国政治两极化是近年来一个显著趋势,美国两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有调查甚至发现,美国有近七成的美国民主党员和共和党员,把对方看成是影响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危险因素。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分歧,是因为两党成员缺乏同理心,彼此之间存在一条“同理心鸿沟(empathy gap)”。他还明确表示,要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多一些同理心。

可是,奥巴马错了。

最近有一项研究恰恰发现,美国人并不是缺乏同理心,而是同理心存在偏向性。同理心程度越高的人,这种偏向性就越明显。他们不但更偏向于自己的党派,还会对另一方党派展露出更明显的敌对情绪。

在实验中,有一个环节是这样的:实验对象会先听一则新闻报道。这条新闻说,某党派刚刚举办了一场政治宣讲会,可就在现场发生了意外状况,有一帮来自对立党派的抗议者进场捣乱,打断了演讲。随后,警方立即介入,在抓捕的过程中,有几名抗议者受了伤。这就是新闻的内容。

研究人员发现,实验对象在听完这条新闻之后的反应很有意思。

如果抗议者是和实验对象同一个党派的,那么实验对象就会支持抗议者捣乱,对警方的介入表示不满。但是如果抗议者是对立党派的呢?那实验对象就会支持警方。

还有更令人吃惊的发现,那就是其中一部分实验对象在同理心测试中的得分更高,也就是说,他们是同理心能力更强的一群人。

可在实验中,这部分人却对抗议者受伤这件事表现出了幸灾乐祸的情绪,认为他们活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他人的不幸,这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同理心。

这么看来,奥巴马所说的“多一些同理心”,这条路似乎走不通。因为在矛盾发生的时候,同理心更高的人,反而会对另一方阵营的人表现得越冷漠。这样的话,双方的分歧还怎么能弥合呢?

到这儿你可能好奇,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同理心内外有别的情况呢?

文章作者考夫曼解释说,这是因为同理心作为一种共情能力,会产生巨大的消耗。

你想想看,动用同理心,意味着你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要对别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当别人悲伤或痛苦的时候,你自己也仿佛感受到同样的悲伤或痛苦,这样实在是很累心,不是吗?所以,它会产生大量的消耗。

大量、频繁、不间断地使用同理心,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不光会造成一种情绪负担,其实也会造成认知负担。正因为这样,人们会不自觉地避免去费这份心力。

所以,考夫曼说,很多美国人在判断对谁使用同理心的时候,也就自然有了一个标准,那就是亲疏远近的关系。

对自己人,人们才愿意去使用同理心,对外人,就懒得用了。

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科学家发现,人的同理心和大脑中的前脑岛区域有关。当人调用同理心的时候,前脑岛区域就会被激活。可如果面对的不是自己人,那大脑的伏隔核就会发出一种信号,来中断产生同理心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伸出援手的意愿就会显著降低。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在真实的世界里,一味地去强调同理心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好。

那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大家都干脆别用同理心了吗?当然不是。

考夫曼提到,想要让同理心真正发挥作用,产生积极的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把自己困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要多和“他们”去接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和谁有分歧、有矛盾,就应该主动多创造机会,去和对方接触。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有分歧还多接触,那还不得吵得更厉害啊?

但考夫曼的建议是,多接触并不是为了说服和改变对方。不要把关注点放在彼此的差异上,而是要放在对方和我们相同的地方,比如相似的经历或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削弱同理心带来的负面效应,让它真正发挥出作用。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即便面对自己人,最好也能有意识地克制泛滥的同理心。

这一点对于一些特殊的职业群体来说更是如此。比如,医生就经常要克制自己的同理心,因为病人最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医生陪着他一起难受。克制是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

与他人的痛苦保持适当的距离,能让我们不被过于强烈的同理心牵制住,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和行动。

好了,总结一下,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跟你分享了心理学家斯考特·考夫曼对于同理心的认知。

按照他的说法,同理心消耗巨大,是一种认知负担。而且同理心有自身的局限性,对自己人越有同理心的人,反而会对外人越冷漠。这么来看,盲目呼吁大家多一些同理心,未必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和谐。

看完这篇文章,我给你的建议是,面对自己的同理心,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份自省。对内,要克制;对外,不吝啬。

此外,我觉得也真正的包容不一定非要使用同理心才能实现。

真正的包容,需要的是你在对方身上,看到和自己相同的东西。这份共性,会让你对“他们”,多出一分理解。最终,到底是“我们”还是“他们”,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