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最近看新闻,经常会看到“黑天鹅”这个词。有一种说法,说2020年虽然刚开年,但是最大的黑天鹅已经出现,就是新冠疫情“大流行”。

黑天鹅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形容的是意料之外的事件,概率极小,不可预测。

但有趣的是,2015年,比尔-盖茨在一次TED演讲上就做过一个“神预测”,他当时做了这么一个判断:全球灾难最大的风险,最可能来源于一个传染性极高的病毒,而不是一场战争。这个判断,言外之意是“大流行”是个大概率事件,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我们得时刻做好准备。

那黑天鹅的说法,和比尔·盖茨的说法,到底哪个更有道理呢?

如果你也对这个问题好奇,我给你推荐一篇《三联生活周刊》上的文章,叫做《全球大流行:无人能在病毒面前独善其身》。这篇文章回溯了将近4000年中的重大流行病事件,从这段历史当中,作者刘怡提炼出来一个理解流行病的视角。我总结为:流行病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这种副产品一直 “潜伏”着,一遇上人类社会暴露出脆弱的环节,流行病便“趁虚而入”。

今天的《邵恒头条》,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里的内容。

一说到“大流行”这个概念,很多人都有一种印象,觉得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事件。但如果回顾历史,你可能会发现,大流行发生的频率比想象中得要高。

14世纪暴发了黑死病,欧洲1/4的人口死亡,全球人口减少了1.25亿。

从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在美洲大陆,暴发了天花、麻疹、肠道沙门氏菌等等一系列流行病。90%的美洲大陆原住民由于这些疾病死亡。

紧接着,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底,全球又暴发了7次霍乱大流行,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20世纪初,我们又经历了著名的西班牙大流感,自此开启了 “流感世纪”。

所以你看,从14世纪到现在,严重的大流行几乎每个世纪都会发生。说大流行是一种“天灾”或者偶然事件,似乎说不过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按理说,人类社会一直都在进步,无论是医疗、科技还是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提升,为啥就是没能搞定流行病呢?

在这样的想法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流行病是落后的社会才会出现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流行病生存的概率应该就越小。

但情况真是这样吗?并不是。

这篇文章引用了《枪炮、病菌与钢铁》那本书的观点指出,其实恰恰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扩张带来了流行病。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大流行的发生,经常和人类文明的里程碑相重合,比如城市化、贸易以及重大的战争。

我们先来说说,城市化为什么会带来流行病。

流行病最初的温床是农耕生活,原因很好理解,因为相比起狩猎和采摘生活来说,农耕生活的人口密度要大得多,据估算是狩猎生活的10到100倍左右。人口密度大了,疾病的传播就更快。而且,一定居下来,生活里的粪便、污水就在周围的环境聚集,很多人还用粪便作为肥料洒在农田里,这些因素都给病菌传播创造了巨大的便利。

那你肯定也能想到,相比起农耕生活,城市生活的人口密度又高了不止一个量级。在西方历史上,第一场有可靠史料记载的传染病,正是发生在城市里——也就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左右的“雅典大瘟疫”。当时,一年时间里,雅典就有10万人死于一种神秘的传染病,而雅典也在此之后告别了黄金时代。

那这场瘟疫怎么发生的呢?发生的契机,是当时的一场战争。

熟悉历史的人可能已经猜到了:这场战争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了对抗斯巴达,雅典统帅把居民迁回到城内,仅仅开放了比雷埃夫斯港。这么一来,雅典城邦内的人口密度陡然增加,而且因为迁移仓促,无论是居民自己还是城市的基础设备都准备不足,导致公共卫生设施资源紧缺。在这种条件下,某种病毒随着雅典舰队进入了城邦,开启了这场大瘟疫。具体是哪种病毒,到现在还有争议,有说是腺鼠疫,有说是斑疹伤寒。

雅典的情况,就是很典型的流行病暴发的条件。在地中海地区,发生过不止一场类似的大流行,暴发的地点都是欧洲城市。当城市的系统受到战争活动的冲击,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导致公共卫生设施跟不上的时候,城市里的高密度人口就成了流行病的温床。

不过,在雅典城邦时代发生的大流行,还只是1.0阶段,因为地中海地区的流行病都属于“内循环模式”,基本上都是由非洲的牛群传播给欧洲人,在欧洲城市暴发。

流行病进入下一个阶段,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染,就得说到人类文明的另一项重要发明了,就是贸易。

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欧亚大陆的交往打通了,大流行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

541年,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暴发了一场鼠疫,超过40%的居民死于非命,东罗马帝国总计死亡人口2500万。这场鼠疫怎么来的呢?刘怡的文章解释说,是中亚山地的淋巴腺鼠疫杆菌,乘着埃及运粮的船,进入了君士坦丁堡,恰逢查士丁尼统治下,帝国不堪重负,因此“查士丁尼大瘟疫”暴发了。

直到后来阿拉伯帝国崛起了,丝绸之路西进的路阻断了,鼠疫才在欧洲消停了600年。当然,后来随着蒙古帝国西征,鼠疫以“黑死病”的身份卷土重来,这又是后话了。

在流行病后来的发展史上,贸易反复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19世纪的霍乱,就和贸易有关。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孟加拉湾沿岸暴发了霍乱,商船把霍乱弧菌带到了欧洲各大港口,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越发达,病菌传播的通道也就越畅通。

在2.0阶段,我们看到大流行的范围已经从欧洲的“内循环”,进入欧亚大陆之间传播的阶段。

咱们通过这些案例看到了城市化、战争和贸易在大流行中扮演的角色。不过,要说全球大流行,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提。这件事恰恰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也是在这件事发生后,流行病的传播途径再次扩张了,从欧洲到美洲、澳洲的传播路径也被打通了。

说到这,你可能已经猜到我要说的是什么了,没错,就是大航海时代。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抵达了美洲新大陆。《枪炮、病菌与钢铁》那本书里,有几段话很精练地概括了这段历史带来的“大流行”:“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战场上死于欧洲人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

所以说,欧洲人不是靠贸易,也不是靠武力征服了新大陆,而是靠那些印第安人没有抵抗力的传染病。从后来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在墨西哥一个地方,就有500万到1500万的印第安人,在3年之内因为肠道沙门氏菌而死亡。

大航海时代虽然开启了新世界,但是也产生了一个很可怕的副产品。

大流行的历史,我们就先回顾到这。如果你对更多的案例感兴趣,你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的原文,链接我放在文稿里了。我觉得不用再多举例子,你也能明白,大流行的阴影为什么一直挥之不去了,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那些促成大流行的因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被强化。

今天,我们有更大、人口更加密集的城市,更便利的交通,更频繁的贸易。大流行,只是在等待某一个时间点,等着人类社会的系统暴露出它的脆弱点,然后趁虚而入。

当然,相比起几百、上千年前,我们的医疗体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发明了疫苗,我们有隔离措施,我们有公共卫生防范机制,这些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不过,我们面临的对手,也是一个格外狡猾的对手。刘怡在这篇文章里说到,地球上每平方米的空间,都存在着8亿个病毒,并且从未停止复制和突变。从2009年到2014年,流行病学界就发现了1000种新病毒。就说流感吧,我们花了整整100年的时间,才确认甲乙丙三种基本流感。

所以,回到这篇文章最初的问题,“大流行”到底是不是个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我不认为是。我觉得,大流行其实更像是日本的地震,虽然你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震,但是你知道,它总会发生。我们可能要更多地想想,怎么更好地运用已经积累的经验进行事先防范,而不仅仅是事后应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参考文献:

《全球大流行:无人能在病毒面前独善其身》,刘怡,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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