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这段时间,我看国外的新闻,发现有一个词出镜率特别高:战争经济。无论是国外的媒体还是政府,都喜欢拿“战争”来类比当前的疫情。因为防疫的紧迫性就跟打仗一样,而且病毒这个敌人,甚至比武装敌人还狡猾、还可怕。

在这个话语体系下,很多防疫措施都在效法战争时期的做法。比如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引用了《国防生产法案》当中的一个条款,强制要求美国的私营企业扩大防疫物资的生产。这条法案其实就是半个世纪前,战争年代的产物。

借用战争时期的手段,的确可以让资源的调动变得更灵活、更及时。不过,我最近看到美国的《外交杂志》上一篇文章指出,把战争时期当参照系,也不能只考虑战时用来应急的短期措施。实际上,每次大型战争也都是一次重塑社会秩序的机会。在危机之下,激进的社会革新往往能突破阻力,生根发芽,最终成为常态。

有些变革会创造新的社会体制,比如,一战过后,英国、法国、德国给退伍军人以及阵亡将士留下的孤儿寡母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个措施后来成了全民养老金和儿童抚养费的模板。

而有些变革会创造更强大的社会团体。比如,一战和二战让英国、法国、美国等等国家的工会得以壮大,在战后重建的时期,工会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的罢工行动,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团体。

这都是战争留下的长期产物。我觉得这也提醒我们,把视野放宽点、放远点,琢磨一下,疫情期间能推进什么样的革新,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更好的秩序呢?

我注意到,我一直关注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发了一篇新的专栏文章,给了三个方向。他的文章标题叫做《疫情过后,美国如何再次崛起?》。虽说讲的是美国的事,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看了,也挺有启发。今天的《邵恒头条》,我就跟你分享一下弗里德曼的最新观点。

他 建议的第一个方向,是改变能源结构。

你可能知道,最近石油价格发生的大幅波动,最初的导火索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价格战。两个国家一言不合就决定大幅度增加产能,拉低油价。这件事发生在3月初,正是全球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前夜,这对于石油的供需平衡来说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

我们单看这件事,会觉得这就是沙特和俄罗斯之间的宿怨,不巧赶上了这个时间点。但是弗里德曼却指出,没这么简单,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跟沙特近几年来感受到的危机感有关。

弗里德曼把沙特称为石油界的“摇摆国”,也就是说,沙特能通过调整产能来左右油价,一般来说都是让油价更高。之所以它们能这么做,最根本的原因是沙特把埋在自己国家地下的2600亿桶石油看作地底下的金子、银行里的存款,总之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硬通货。他们根本不在乎产能少一点或者多一点,油价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只要赚的钱能满足基本需求就行,反正家底厚。

但是最近几年,石油作为硬通货的价值却在下滑。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重,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兴起,比如对全球变暖的共识加强,比如美国石油产能大幅度增长,这些因素都让沙特察觉到,地底下储存的石油,是个价值在不断下跌的资产。甚至某一天,如果新能源大行其道,那么沙特的石油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被困住的资产。

在这种危机感之下,沙特近些年来对于市场份额越来越重视,想要尽快扩大市场。相比之下,对于维持价格反而没有那么敏感了。这才是沙特敢于跟俄罗斯打价格战的深层原因。

美国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很被动了,因为美国自己也是产油国、石油出口国,油价下跌也会冲击美国本土的石油生产商。

在这回危机当中,美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和沙特、俄罗斯谈判,让他们把价格提上去。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这仍然会让美国受控于其他国家,他建议不如借机推出一项“石油进口关税”,只要油价跌破一定的地板线,石油进口关税就会生效。价格涨上去了,关税就会自动移除。

这么做他认为能实现两个目标:

第一, 加强美国的能源安全,摆脱石油寡头对油价的操控。

第二, 加速美国的新能源转型,尤其是保护美国的电动车产业。油价低,让传统汽油车的成本下降,对于新能源电动车自然是不利的。如果能把油价保持在合理但又不至于过高的水平,既能保护电动车行业,也能倒逼美国的石油公司加速多元化,向新能源开发转型,一石二鸟。

你看,这背后的思路,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参考呢?毕竟,新能源产业对咱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同样举足轻重。

不过,你要是觉得弗里德曼考虑的只是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那还是把他想简单了。他认为我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危机,把下一个潜在的危机忘了。

什么危机呢?就是我们在去年的节目里反复强调的,气候变化。

在疫情过后,各个国家都会进入经济重启模式,大力发动一切能发动的经济引擎。但是如果因此就忽略了碳排放,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不得不面对一场更大的大自然的危机。这就是弗里德曼基于“长期主义”的思考。

好,以上是弗里德曼提出的第一个革新方向,能源转型。

你发现没有,他提出的建议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方案,引导资源向投资回报更高、更可持续的方向流动,化被动应对为主动赋能。

而他提出了另外两个建议,也跟资源分配有关,一个是搭建美国农村的光纤宽带,一个是让生产制造“分布化”。这两件事的目的都是激发创造力。

比如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效仿罗斯福总统时期的政策,推出一个像1936年的农村电气化法案那样的条例。1936年的法案,让美国人用合作社的方式,把电网铺设到了乡村地区。弗里德曼觉得,现在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在美国乡村地区铺设光缆,让更多人接入宽带。你也可以把这个提议理解为美国版的“新基建”。

其实在美国,农村的宽带问题一直都是美国两党之间争议巨大的热门话题。至今美国仍然有2100万人家里没有宽带,在美国乡村,这个比例能达到1/3。美国农民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可能会觉得很魔幻,有的美国农民可能整天操作高科技的收割机器人,甚至用3D打印机生产工具,但家里却没有宽带服务,只能到邻居或者学校那去借网。

弗里德曼认为,接入高速互联网,除了有利于人们接受线上教育、培养技能,也有利于更多跟农业相关的高科技产品进入乡村。

除此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计划,在我看来有一点理想主义,就是在更多地方接入网络之后,美国能实现“随时随地的生产制造”。在文章里,他提到了以色列一个开源平台叫TOM。在这个平台上,设计师和工程师可以把自己产品的设计稿上传上去,而这些设计稿是用来做3D打印的,小到钥匙扣,大到残疾人使用的义肢。如果有人觉得这个产品好,就可以把设计稿给下载下来,然后找到自己所在地能做3D打印的地方,把产品生产出来,比如可以去大学的实验室。现在这个平台上最多的产品,就是用于防护病毒的面具以及口罩。任何人都可以把这些面具或者口罩的模板下载下来,然后找当地能够3D打印的地方,把它生产出来。

其实,像这样的服务,在咱们国内的淘宝上早就有了。我并不觉得这个提案有多高明,但是背后的动机我能理解,弗里德曼是希望能找到一种“分部式”的生产方式,这样,即便在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的时候,个人也能自行生产一些必需品。

好,弗里德曼的三个建议就跟你分享完了。我们不说具体的提议有多大的可行性。因为,的确有一些想法比较超前或者天马行空。弗里德曼这篇文章仍然给了我不小的启发,而这个启发可以用得到最近新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来概括。就是“想点大事”。从疫情出发,弗里德曼琢磨的是怎么改变能源结构、怎么改变生产方式、怎么让每个人手里都有创新的工具,这些问题其实都已经超出了疫情本身设定的框架。

借用《想点大事》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世界之中,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超出自身感受的事件和趋势。这时候,大的思维格局,对每个人处理问题都会有所裨益。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想点大事》(戳此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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