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6月7号,医疗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百健(Biogen)旗下,一款针对老年痴呆症的药品,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上市批准。这款药品,阿杜卡马单抗,一上市的定价就是天价,预计一年的治疗费用是56000美元。据分析师预测,到了2023年,这款药品能每年给百健公司带来16亿美元的收入。上市消息公布当天,百健的市值暴涨165亿美元。

但是,如果你看过《巡山报告》的解读,你肯定会记得,阿杜卡马单抗其实是一款特别有争议的药物。据百健介绍,阿杜卡马单抗能减少人脑中一种异常蛋白的聚集,从而减缓病情的恶化速度。但是,百健公开过的实验数据被认为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并不能充分证明药品的药效。具体情况你可以回顾一下2019年10月,王立铭老师的《巡山报告》。

这一次,虽然美国药监局批准了药品上市,但是百健仍然被要求,在上市后提交实际临床疗效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治疗效果不佳,美国药监局有权利撤回上市批准。

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药监局不再等一等,等到有更扎实的结论呢?

王立铭老师在《巡山报告》里分享了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医学不仅仅是关乎逻辑或者科学,还关乎人类的情感、患者的利益、产业的发展。要知道,全球有5000万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但是至今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上一次这个领域的药品获得美国药监局批准上市,还是18年前的事情。无论是患者,还是投入这个领域的药企,都太需要点盼头,太需要一些继续前进的信心了。美国药监局显然认为,虽然阿杜卡马单抗上市有风险,但是潜在的收益还是值得放手一搏。

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当然还需要时间的验证。不过我觉得,其实在很多领域里,“革命性”的重大进展,都是决策者在艰难地平衡了风险和收益之后,放手一搏。

在过去一年中,有一个领域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那就是新冠疫苗的研发。前两天,我在《哈佛商业评论》的5-6月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是美国药企辉瑞的CEO 阿尔伯特•博尔拉(Alberta Bourla)。他在文章里完整地回顾了,辉瑞如何跟德国的BioNTech公司合作开发mRNA新冠疫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决策者在承担了极大风险和压力的情况下,放手一搏的故事。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博尔拉的文章,咱们一起看看,新冠疫苗是怎么被“超速研发”出来的。

之所以说“超速”,是因为正常情况下,疫苗的研发需要10-15年的时间。之前最快的记录是腮腺炎疫苗,那也花了4年时间。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各地,第一梯队的新冠疫苗研发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拿辉瑞来说,从最初接触跟他们一起开发疫苗的合作方,到最终疫苗上市,只用了9个月。这绝对称得上“超速研发”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人们一方面感到非常庆幸,觉得这么快就能有应对方案。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感到不放心,担心研发机构难免在研发流程的严谨性上作出了让步。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来给你说说辉瑞的研发过程有哪些不寻常之处。听了这些内容,相信你自己会有判断。

第一个不寻常之处,是财大气粗。

据辉瑞的CEO介绍,他们是在2020年2月的时候就意识到,新冠疫情肯定会在全球多个国家传播。而作为全球四大疫苗生产商之一,辉瑞肯定要在防疫上扮演重要的角色。3月1号,德国BioNTech公司联系上了辉瑞的疫苗研发负责人,说他们敲定了20个潜在的候选疫苗,问辉瑞有没有意愿一起测试。两周之后,辉瑞的高管作出了决定,要全力投入跟BioNTech的研发合作。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辉瑞的高层同时下了两个非同寻常的决心:一个决心是,把研发疫苗的时间线,设定在6个月以内。另一个决心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不惜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具体来说,是做好了投入30亿美元的准备。

这是什么概念呢?研发一个新的疫苗,费用平均在10亿-20亿美元左右。但是你要知道,一般情况下,这笔费用是平摊在10年的周期里的。6个月花掉30亿美元是非常可怕的投入了。即便辉瑞财大气粗,30个亿也相当于整个公司一整年利润的1/4。短期、巨额的集中投入,是辉瑞研发过程的一个不寻常之处。

那这笔钱都花在哪了呢?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花钱容易,但是把钱花在对的地方并不容易。辉瑞是怎么把巨额的资金投入,转化成超高的研发效率呢?

的确,财大气粗只是研发的保障,但是更关键的是,辉瑞的财大气粗,让他们在研发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能作出“不计成本、效率优先”的决定。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辉瑞和BioNTech合作开发疫苗,按理说应该先敲定双方的合作条款,比如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双方各自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提供资源有什么前提条件等等。你也知道,这种复杂的合作,光是讨论合同细节就能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辉瑞从决定要和BioNTech合作,到开始开展合作,只花了1天时间。双方只签了一个合作意向书就开始推进研发了,在意向书里,辉瑞承诺向BioNTech开放自己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分发渠道等等资源。双方什么时候签了正式合同呢?疫苗研发出来之后,具体的合作条款才被敲定。在此之前,辉瑞和BioNTech已经共享了各自的商业机密。在大型复杂项目上,这么高的合作效率是不寻常的。

第二个体现出效率优先的决定,是各个研发环节同步推进

我们前面说了,BioNTech找到辉瑞的时候,说他们已经研发出了20个候选疫苗。在正常流程下,辉瑞要对有潜力的疫苗依次测试,直到找到最有潜力的一支。但是为了加快速度,他们决定同步测试所有的候选疫苗,结果是他们在4月12号,也就是和BioNTech敲定合作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把候选的疫苗从20个缩小到了4个。

临床实验也是同步推进的。

一般来说,临床实验的顺序是,先做动物实验,然后做小规模,也就是20-100人的一期人体实验。随后,再进行数百人的二期临床试验,然后是数千人的三期临床试验。每一个环节少则花费1年,多则花费3-5年。

但是为了快速推进,辉瑞向美国和德国政府申请开设绿色通道。动物和人体实验同时进行,二期和三期实验也同时进行。这么一来,到了2020年5月份,他们已经进一步把候选的疫苗从4个收窄到了2个。2个月之后,7月23号,他们通过数据分析,确认了最终的候选疫苗。

从20个疫苗里筛选出1个最有潜力的进入二期临床实验,整个过程只花了4个月。

就在临床试验推进的同时,辉瑞的其他团队也没有闲着。由于mRNA疫苗以前从来没被大规模生产过,所以辉瑞的供应链团队需要采购甚至设计新的设备。

有两个时间节点,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时间节点是,到2020年7月初,也就是二期临床实验还没开展之前,辉瑞的工程师就已经把运输和储存疫苗的超低温设备给造出来了。另一个时间节点是,到了9月份,辉瑞就已经生产出了150万支新冠疫苗,在冷冻室里冻着。9月份什么概念呢?那时候距离辉瑞得知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还有2个月。也就是说,即便他们知道疫苗有可能失败,仍然决定先生产出来储备着。万一失败了,这批疫苗就只能扔掉了。这也是一个为了效率而不计成本的决定。

第三个体现效率优先的决定,是辉瑞拒绝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研发经费。按理说,这么高风险的疫苗研发,成本能分摊一点是一点。但是如果接受了政府的资助,免不了要向政府汇报、接受政府资金的条款、花时间走各项行政流程。这显然会降低效率。因此他们决定,无论是从美国政府还是德国政府那,他们都不拿研发经费。而相比起降低成本风险,辉瑞更在乎科学家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研发。

所以你看,辉瑞的研发速度快,不光是因为高投入,还因为他们在每个涉及效率和成本的选择上,都选择了效率。效率优先,是辉瑞在权衡了风险和收益之后的放手一博。

不过,听到这你可能会问,追求极致的效率,会不会影响到疫苗研发的质量呢?回到咱们最开始的问题上,研发的过程,会不会在科学的严谨性上作出了牺牲呢?

这就要说到辉瑞CEO在文章里提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了。他说在推进研发的过程中,他曾经和另一家疫苗巨头强生的CEO打过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们达成一个“君子协议”,承诺即便要加速研发,也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流程和安全标准。并且这两人还决定,要把这个君子协议扩散成行业共识,于是挂了电话之后,两人分头联系了行业里的其他疫苗生产商。最终,在48小时之内,另外7家药厂决定加入他们的君子协定。

在文章里辉瑞的CEO博尔拉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自始至终很明确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只在科学允许的速度下行动 (We would move only as fast as the science allowed)

作为CEO,Albert Bourla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承担了巨大的压力。顺便介绍一下这位CEO的背景:他是个希腊人,1993年就加入了辉瑞。他从动物健康领域的技术工作开始干起,一路做到了欧洲业务负责人,全球疫苗、肿瘤和消费类健康产品的商业和研发负责人。2018年他升任辉瑞的COO,2019年1月1号才上任CEO。也就是说,当疫情暴发的时候,他担任辉瑞的CEO才1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超乎寻常的管理决策,需要巨大的魄力。

好在,高风险的投入最终获得了高回报。2020年11月8号,在3期临床试验中,辉瑞疫苗对新冠疫情的保护率高达95.6%。12月8号,辉瑞的疫苗在英国率先推出,截止到2020年年底,辉瑞生产了7500万支疫苗,而截止到今年年底,疫苗的产能预计能达到20亿支。

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回报也是极其丰厚的。今年5月份,辉瑞公布财务数据,新冠疫苗在2021年第一季度,给他们创造了35亿美元的收入。

好,辉瑞如何“超速研发”新冠疫苗的经验,我就给你介绍到这了。

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美国药企是怎么加速疫苗研发的,但是我相信,全球各大疫苗研发机构,包括中国的机构在内,都在疫苗的研发过程中作出了超乎寻常的、放手一搏的决策。这些决策日后被逐渐复盘、梳理出来,一定会成为人类社会对抗流行病的宝贵经验。

当然,放手一搏的也不仅是决策者。从今天的文章里我感受到,疫苗研发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重大的突破,还因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每个个体——从管理层到合作方,从科学家到临床试验的志愿者等等——都主动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这种共担风险的勇气和合作精神,才是疫苗能超速研发最根本的原因。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素材来源:

《哈佛商业评论》5-6月刊

The CEO of Pfizer on Developing a Vaccine in Record Time , Albert Bourla

新冠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