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115 诚信是目的还是手段?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的内容来自得到App课程《熊逸讲透资治通鉴》。

一个半月以前,熊逸老师讲透《资治通鉴》这个课程上线。本质上呢,我们把这个工程看成是一次队伍越跑越壮大的知识马拉松,或者是一辆沿路有人上车的火车班列。熊逸老师用几年的时间,带大家把《资治通鉴》通读一遍。每到一个重要节点,我这里都会喊一嗓子,希望更多的人上车。

好,下面我要报站名了。熊逸讲透资治通鉴,刚刚驶过的是:魏文侯站。

魏文侯,我们都知道,是魏国的开国之君,也是《资治通鉴》里浓墨重彩地介绍的第一个大人物。那战国的人物那么多,为什么司马光要花这么多的笔墨来介绍魏文侯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熊逸老师是怎么说的。

这一讲先让我们简单做一个回顾:“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是《资治通鉴》全书的开端,事情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在根据《资治通鉴》来为历史断代的方案里,从这一年起,历史就进入了战国时代。新晋的韩、赵、魏三家诸侯国,将成为“战国七雄”当中的三大强国。

在魏斯、赵籍、韩虔这三位刚刚晋升为诸侯的人物里,魏斯,也就是魏文侯,能力最强,声望最高,他所统治下的魏国迅速成为三晋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一支力量。

《资治通鉴》接下来把笔墨聚焦在魏文侯身上,追叙他的成功历程,而对赵烈侯和韩景侯只字未提。

这也不怪司马光偏心,因为魏文侯实在光彩夺目,给世界留下了太多的传奇。几乎所有的传奇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成功的领袖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禀赋。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资治通鉴》的节奏,看看魏文侯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

礼遇卜子夏

魏文侯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礼贤下士,但礼遇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士”,而是儒家学者。

有两件事最能体现他的风格,一是尊卜子夏和田子方为师,二是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处都要在车上行礼。所以,各地的贤人纷纷归附在他的周围。

《资治通鉴》原文说的是“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注意,这里如果按照字面,解释成卜子夏、田子方是魏文侯的老师,辈分就有点乱了。

因为田子方要么是卜子夏的弟子,要么是卜子夏的师侄,是个晚辈,魏文侯不大可能既拜卜子夏为师,又拜田子方为师。最有可能的是,魏文侯在拜会这两位学者的时候,都以弟子的姿态行礼,表达充分的敬意。

卜子夏我要岔开多说两句。

卜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子的高徒。“卜”是一个象形字,表示龟甲被烧灼之后呈现出来的裂纹。因为会有专业人士根据裂纹的形状预测吉凶,所以“卜”就有了“占卜”的意思。负责占卜的专业人士称为“卜人”,职业世代相传,“卜”渐渐演变为姓氏。

古人的名字里,名和字的涵义会有呼应。卜商,字子夏,商和夏不但都是朝代名,还都有“大”的意思,所以能搭配。子夏的“子”是对男子的美称,所以成为男性最常见的取名用字。

《论语》里边有不少子夏的戏份,最著名的一段就是孔子拿子夏和子张做比较,说子张过了头,子夏没到位。

那么,子张就比子夏更出色吗?并不是,孔子的结论是“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个成语里边,那个“不及”原本形容的就是子夏。

《论语》还有一个著名段落,给孔子最优秀的十名弟子分门别类,分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每一科都有代表人物。文学科有两位代表,子夏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文学,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指典籍和礼乐方面的学问。

这四科和十大弟子后来被合称为“四科十哲”。唐朝祭祀孔子,这十大弟子获得了配享资格,陪着孔子一起接受祭拜。

今天我们去孔庙,还能看到孔子像两边排列着一些人物雕像,其中就会有这位子夏。

子夏比孔子小44岁,晚年在魏国境内的西河一带讲学,声望很高。在子夏独立讲学的时代,儒家的声势已经比孔子时代强太多了。

所以曹魏年间,李康有一篇很著名的《运命论》,探讨人生命运,说以孔子那样的大圣人,有生之年到处碰壁,境遇很凄凉,而子夏仅仅学到了孔子的皮毛,却被捧成了一代宗师,说什么都对,可见人生的贫富贵贱主要是由命运和时势塑造出来的,和个人能力没有必然联系。

回到问题的核心,魏文侯礼遇卜子夏,意义在哪里呢?

李康至少说对了一点:越是滑向礼崩乐坏,竞争就越残酷,而竞争越残酷,人才就越受重视。当时代逼近战国,富国强兵迅速成为每个大国或大家族的核心诉求,人才因此变得格外抢手。

你也许会疑惑:以子夏这样的老人家,只会搞文学,能对富国强兵有多大帮助呢?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子夏是天下知名的学术权威,有名气就有价值,只要厚待子夏,哪怕什么事都不让他做,都能向天下释放出一个招贤纳士的信号,无数人都会因此而涌到魏文侯的身边;

第二,子夏本人虽然做不了什么事,但他的门人弟子很多,这些人可不都是只会皓首穷经的学究,其中总会出现厉害的人物——事实上,魏文侯富国强兵之路上最为倚重的改革家李克和名将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

第三,人总是活在圈子里的,任何一个圈子都会存在攀比现象,在当时国君的圈子里,人才是一个很突出的攀比指标,谁身边的人才更多,谁就更有面子,而在面子的问题上,人才的名望比人才的才干更重要。

用人摆脱血统束缚

春秋战国之际,血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依照传统的血统原则,那么智瑶也好,赵无恤也好,根本没资格成为族长继承人的人选。到了魏文侯这一代,用人已经彻底不受血统的束缚了。

这一点,从前面提到过的田子方和段干木身上,都能看得很明白。

田子方,从姓氏来看,出身于齐国的田氏家族,却出国给魏家效力。

段干木,复姓段干,很可能是老子的后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的儿子名叫李宗,在魏家做官,获得了段干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采邑。

在当时的风俗里,采邑的名称经常转化为姓氏,比如魏文侯,名叫魏斯,但他家原本姓姬,和周天子同姓,是一家人。

武王伐纣之后,魏斯的先祖被分封在毕这个地方,从此以毕为氏——当时姓和氏还没有被混淆。毕氏有一位后人,名叫毕万,给晋献公立过功,得到魏地作为自己的采邑,他的后人以魏为氏,所以魏文侯才叫魏斯,而不是毕斯、姬斯。

姓是永远不变的,氏可以不断分化。

还用魏氏举例:魏氏有个后人,立了功,获得了一处采邑,采邑的名字叫令(líng)狐,他的后人就以令狐为氏,世代住在太原。金庸笔下的令狐冲如果追溯血统的话,应该就是太原令狐氏的后人,可以和周天子论本家。

随着时代的发展,姓的重要性逐步走低,氏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渐渐姓和氏发生了混淆,今天我们所谓的姓,如果按照严格标准,绝大多数其实都属于氏。

同样道理,三晋当中的韩家原本姓姬,和周天子也是一家人,有一位后人在晋国做事,得到晋国的分封,采邑在一个叫韩原的地方,他的后人以韩为氏,一直传到我们已经熟悉的韩虔。

再看赵家,原本姓嬴,和秦国公族是一家人,有一位后人为天子立了大功,受封赵城,从此才有了赵氏。

所以从战国历史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很扎心的经验,那就是所谓同胞并不会天然就比异族更友善。

魏文侯的所有重要臣子当中,只有一个魏成是他的兄弟,其他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再没有魏家的人了。相应地,亲亲尚恩、论资排辈这种曾经的天经地义已经彻底变得不合时宜了。

可想而知的是,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在重视血统的时代不可能会受到在魏文侯那里所能受到的尊崇。

在这三位学者当中,最有意思的是段干木。因为卜子夏和田子方好歹还能给魏文侯讲一点大道理,而段干木是个隐士,只要魏文侯来访,他就远远躲起来,如果魏文侯来得很急,段干木就算跳墙都要躲开他。

所以魏文侯虽然可以在卜子夏和田子方面前执弟子礼,但对段干木,通常只能在车上向着他的住处行礼。难得见到一面的时候,魏文侯就会特别的毕恭毕敬。

魏文侯当然也不吃亏,因为这是一种千金买马骨的姿态,向天下人发出的信号是:看嘛,我对一个完全不能为我所用的人都这么尊敬,何况对那些真正能帮到我的人呢。

当然,要想做一名成功的领袖,仅仅有礼贤下士的姿态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禀赋。《资治通鉴》还会逐步交代,给魏文侯的头顶打造一个完美的光环。

这些内容,我们下一讲再谈。

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你感受到了,熊逸讲透资治通鉴这个产品,既不是粗枝大叶地给你讲讲历史故事,也不是逐字逐句地给你解释文言文。它其实是一个导游的视角。重要的地方,不仅会给你细细讲透,而且要做到,比你一个人去阅读收获还要大。

就拿《资治通鉴》开始的这一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来说,熊逸老师说,他要用整整50讲来讲这一年里发生的事。从中,你既可以读到领导的智慧、时代的变迁,也可以读到儒家和法家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等等。

好,《熊逸讲透资治通鉴》这门课程正在更新。现在你在得到App首页搜索“资治通鉴”四个字,就可以加入学习。我知道,这辈子有机会通读一遍资治通鉴,是很多人心里都有的念头。那还犹豫啥,那下这门课,一起上路呗?已经有将近四万人和我们同行了。

罗胖精选,明天见。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昨天邀请你听了《熊逸讲透资治通鉴》中的一讲,谈的是战国时期的第一位贤明君主,魏文侯。不过,昨天只说了魏文侯礼贤下士的那一段,今天干脆再放出一集,讲的是无信不立。

隔了这么几千年,我们看当年的故事,如果没有熊逸老师的讲解,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枯燥的道德说教。但是熊逸老师,给你这么展开一分析,我们看到的就不仅是故事了,而是一个中国儒家政治理想的建构过程。

对,您在听今天这一讲的时候,可以注意其中的一个主线,就是儒家和法家,对于守信用这件事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好,有请熊逸老师。

上一讲谈到魏文侯礼遇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

这一讲我们继续魏文侯的故事,重点从“礼”变成“信”。这也是魏文侯打造完美人设的重要一环。

治理国家,诚信当然非常重要,但在儒家和法家那里,对它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这种差别,在一段史料的取舍上,司马光的倾向性很值得留意。

魏文侯的表演

这一天,魏文侯和群臣饮酒,气氛很愉快。外面虽然下起了雨,但室内举办的酒会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忽然魏文侯要人准备车马,送自己到野外去。身边的人都来劝阻他说:“大家喝酒喝得正开心,外面又在下雨,您何必非要赶在这个时候出门呢?”

魏文侯给出的理由是:“我已经和管理山泽的官员约好了,这个时间要去打猎,我怎么能让人家白等一场呢?”

当然,下雨天没法打猎,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魏文侯如约赶到约定地点,亲自告诉那位管理山泽的官员,取消当天的打猎安排。

提醒你注意,《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采自《战国策》,只在文字上做了很小的改动。

在《战国策》的版本里,最后还有一句议论,说魏国从此就走上了强国之路。这个议论很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把见微知著的感觉搞得相当过分。

《资治通鉴》对这类材料通常都会保留事实部分,删掉议论内容,议论要等到“臣光曰”的段落统一去发。

但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什么值得《资治通鉴》记录在案?又为什么会被《战国策》当成魏国走向强盛的起点呢?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魏文侯首先就不够聪明。当初做约定的时候,如果说好了遇到下雨就自动改期,也不会有后面的麻烦。其次,就算没能预先约好,魏文侯也犯不着亲自跑去通知,一切都可以按照管理流程来走。

要知道管理山泽的官员称为虞人,级别很低,魏文侯亲自跑去通知虞人,大约相当于集团公司董事长亲自去通知某个分公司里的某个科长,这不是很荒唐吗?魏文侯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不可能这么荒唐。

那么,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魏文侯在演戏给大家看,他就是要在所有的臣僚面前演这样一场戏,让所有人都能亲眼目睹自己对信用有多么看重。

虞人是小官,打猎是小事,领导对小官和小事尚且如此守信,何况对高官和大事呢?

这层道理,精通谋略的《韩非子》早就揭穿过了。

司马光的立场

不过啊,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来自《韩非子》,而不是《战国策》。

《韩非子》的版本略有不同,没提酒会的事,来自天气的阻碍不是下雨而是刮风。如果我们拿《韩非子》和《战国策》两相参照的话,就会看出来一件事是怎样被添枝加叶的:

加入酒会的戏份,把刮风改成下雨,可以更加凸显魏文侯为了守信而做出的牺牲。

守信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很大,大到《韩非子》专门给了它一个“经”和一个“说”的篇幅。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一部奇书,在这部书里,韩非独创了一种文体,叫作“储说”。在文章结构上,储说分成“经”和“说”两个部分,“经”是简明扼要的论点,“说”是论据素材的罗列。

这种结构虽然在当时是创新,很高明,但放到今天,已经变成议论文写作的反面教材了。中学生最生涩的议论文其实就很像储说,先摆一个论点,然后罗列一堆论据,就算完工了。

在《韩非子》这部书里,储说体的文章一共有6篇,分为《内储说》2篇,《外储说》4篇,讲的都是君主驾驭群臣和洞察奸谋的手段。

《外储说》的第1篇,叫作《外储说左上》,一共6个论点,6组论据,第6个论点就是“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意思是说,只要在小事情上建立起信用,就能在大事上拥有信任度,所以明智的君主懂得积累自己的信用值。

为了说明这个论点,韩非子举了5个例子,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韩非子》的版本看上去明显比《战国策》的版本更像是“故事原型”,司马光为什么会舍弃前者,采信后者呢?

这大约是儒家立场所决定的。

无论《韩非子》还是《战国策》,在儒家看来都不是好书。《韩非子》是标准的法家嘴脸,鼓吹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论公然唱反调,然后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叠床架屋,构筑起五花八门的阴谋诡计。

《战国策》虽然没那么坏,但书里收录的文章尽是纵横家的夸夸其谈,史料价值比较可疑。而且,纵横家都是一些毫无立场的人,朝秦暮楚,看人下菜碟。但如果两害相权的话,《战国策》到底比《韩非子》顺眼得多。

诚信是根本还是权谋

对于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韩非子》最可恨的就是用它当成论据,来证明“小信成则大信立”的道理。这个道理貌似很正确,也很磊落。讲信用嘛,直到今天也是美德。

今天我们拿征信记录去银行贷款,征信记录越干净,贷款审批就越容易。只要平时信用卡还款及时,交话费、还房贷从不逾期,就更有可能从银行借到大钱,这不就是“小信成则大信立”吗?如果连“小信”都不成,“大信”就绝对立不起来。

儒家当然不会反对这种道理。事实上,孔子亲口强调过信用的重要性,比韩非子说得更过火。

当时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讲了三大注意事项:第一,粮食储备要充足;第二,武器储备要充足;第三,要获取人民的信任。这三件事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信任最重要,粮食在其次,武器排在最后。

为什么有这个次序,孔子的名言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意思是说,虽然没有武器会被杀,没有粮食会饿死,但死人的事情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不是多大个事,只要大家对君主的信任度还在,政权就不会垮。(《论语·颜渊》)

司马光很相信这套道理,在他看来,朝廷凡是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

当时开封出过一件事:朝廷悬赏捉拿大盗,谁能捉到大盗就给谁官做,结果真等捉到了,官没给,只给了赏金。司马光很不满,搬出无信不立的道理,要朝廷履行承诺。(《温国文正公文集·三省咨目》)

前边讲过的六寨问题也是这个道理,司马光认为朝廷派兵给西夏国主帮忙,说帮忙就是帮忙,不能搂草打兔子顺带抢人家的地盘。凡是抢来的,都应该主动还给人家。这难道是出卖国家利益吗?

批评者当然会这么看,而在司马光看来,诚信才是更为根本的国家利益,不能为了贪图土地就把信用毁了。信用一旦毁了,政权就不稳了。

这是儒家对诚信的看法,把诚信当成立国之本。而《韩非子》讲的诚信是法家版本的信用,把诚信当成权谋和手段来用。

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在权谋和手段的意义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庞氏骗局:先成小信,集资的时候承诺要给多高的利息,分红的时候就给多高的利息,一分都不会少,等大家尝到甜头了,产生信任了,投入更多的钱了,集资人就怀揣巨款消失不见了。

《资治通鉴》第107卷收录了东晋时代徐邈写给范宁的一封信,信里建议范宁不该派人到民间去打听老百姓对官员的评价,因为自古以来凡是愿意说长道短的,愿意给别人做耳目的,通通都是小人。这些小人的特征,原文说的是“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

儒家政治对这种事相当忌讳,而法家之所以重视诚信,是因为法家最核心的管理技术就是赏罚,赏罚必须由诚信做基础。这正是司马光对于魏文侯和虞人这段史实,取《战国策》而不取《韩非子》的原因。

这就好比父母管教小孩子,儒家的办法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在这个基础上,不对小孩子失信。

而法家的办法是设立明确的赏罚标准,不管小孩子能不能明白道理,反正做对了就赏,做错了就罚,一旦该赏不赏,该罚不罚,约束力就消失了。重点是,赏罚的标准只要清晰明确就好,至于在不在情,合不合理,小孩子能不能想得通,都不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讲诚信难道还可以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吗?我们下一讲再谈。

好,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魏文侯应该是按照儒家理想,对自己进行主动塑造的第一位中国君主。但是,仅仅用儒家理解当然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还有权谋的一面,受到各种条件制约的一面。在熊逸老师这门课里,魏文侯的各种侧面是被充分展开的。

还是那句话,每一个中国人,都想着今生有机会要通读一遍资治通鉴。跟着熊逸老师,每天花上10分钟,参加一场通读资治通鉴的马拉松,已经有近4万人跟上了队伍,你不一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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