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558 为什么背信弃义的张仪能吃得开?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继续向你推荐《熊逸讲透资治通鉴》这门课的第二季。

在战国时代,有两位齐名的纵横家,一位叫苏秦,一位叫张仪。苏秦这个人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个发奋图强、有志者事竟成的形象。但张仪就不一样了,张仪最著名的事迹,恐怕就是几次三番背信弃义、戏弄楚国,是间接导致屈原投江的一个关键人物。有点负面色彩。

但是偏偏是这样一个人物,从魏国到秦国,结交国君和贵族,出任相国,打压对手,混得风生水起;而同时期的孟子呢,处处宣扬仁义之道,却一直碰壁。

问题来了,为什么背信弃义的张仪一直吃得开?而主张仁义的孟子就不行呢?

我们来听听熊逸老师是怎么分析的,有请熊逸老师。

你好,欢迎来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

上一讲谈到,司马光在交代张仪最后几年人生履历的时候,并不在乎史料来源的可靠性,这就导致《资治通鉴》的文本出现了前后矛盾的地方。这是司马光很不该犯的错误,但他为什么不但会犯,还犯得如此大张旗鼓呢?

这件事虽然已经死无对证了,但如果壮起胆子揣测一下的话,很可能是因为司马光身上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压倒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一面——他太想好好批判一下苏秦、张仪了,而如果本着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对张仪和苏秦的活动轨迹做出质疑的话,那就不但太颠覆世人的常识,也会严重削弱批判力度,因此也就削弱了《资治通鉴》的资治意义。

在司马光的时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通过《史记》来理解苏秦和张仪的,也就是说,《史记》版本的苏秦、张仪的故事早已经深入人心,而故事化的呈现又特别容易凸显意义,让表彰也好,批判也好,更容易找到切入点。

于是,《资治通鉴》先是夹叙夹议,说苏秦、张仪各以纵横之术驰骋于国际舞台,挣下了泼天的富贵,引得天下人纷纷效仿。

出名的纵横家除了这两位风云人物之外,还有魏国人公孙衍,也是靠耍嘴皮子名动天下的,其余还有苏代、苏厉、周最、楼缓,等等等等,满世界乱窜,凭着口才和欺诈争奇斗艳。这些人实在太多了,记载不过来,最出名的就是苏秦、张仪、公孙衍了。

这些人的绚烂履历,给天下人指出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快行道。没办法,榜样的力量太能够鼓舞人心了。但这些人究竟配不配成为榜样,这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了。

司马光要发议论了,首先引用孟子的话,因为孟子狠狠批判过张仪和公孙衍,说他们非但不是好榜样,反而都是坏典型。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从这里来的。详细内容我在前边讲过(S1-237),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孟子这些话说得对或者是不对,纯属价值判断,可以探讨。但重要的是,这些话揭示了一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并且这个现象从战国时代以后竟然一直都没有过时,那就是传统伦理和现实人生的错位。

这种错位的极端表现,就是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或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试想一下,假如两者没有错位的话,那么功成名就、大展宏图的就应该是孟子这样的人,至于苏秦、张仪他们,就算不至于落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最多也只能混成一个基层干部而已。

按说任何一种观念,只要它成为伦理道德观念,就意味着它成为了社会价值偏好的共识。而之所以能成为社会价值偏好的共识,一定因为人们只要遵循这种共识,就能在这个社会上活得更好。

假如某个社会里,人人把“杀掉邻居”当成道德义务,形成过这种共识的话,那么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早就灭绝掉了,“见邻居不杀三分罪”的这种道德信条也就自然流传不下来了。那么最严峻的问题出现了:苏秦、张仪这种人,公然反道德而行,却能混得风生水起;孟子那种道德楷模反而到处碰壁,这个怎么解释呢?

最经典的解释,是把罪责推到社会身上:不是道德失效了,而是社会变坏了。

症结找到了,解决之道从这里判然两途:要么改变自己,方法是社会怎么坏,自己就怎么坏,只要适应坏世界的规则,就能如鱼得水;要么改变社会,把当下的坏社会改造成古老的好社会。

在儒家标准里,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小人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君子坚守道德准则,如果社会和道德准则合拍,那就积极进取,以默默无闻为耻,如果社会和道德准则相悖,那就洁身自好,以功成名就为耻。

所以历朝历代,皇帝总要软硬兼施逼隐士出山,尤其针对那些名气大的隐士。因为名气大却甘当隐士,就算一辈子一言不发,也相当于天天在打皇帝的脸,骂这个社会是个道德败坏的社会。

在这套逻辑里边,最容易让人迷惑的,就是所谓好与坏。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好社会,什么是坏社会,这纯属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

但凡价值判断,完全来自主观偏好,而不服从于客观现实。

我们站在人类视角来看大自然里不断发生的物种演化,不断可以看到环境的变化导致筛选规则的改变——比如吃树叶的昆虫是绿色的,假如基因变异导致了紫色昆虫的诞生,那么可想而知,这些紫色昆虫会因为在绿色背景下过于醒目,转眼间就被天敌猎杀干净,根本就没有繁衍后代的机会。

而如果树叶某一天突然全部变成了紫色,那么原本吃树叶的绿色昆虫就会因为在紫色背景下过于醒目而被天敌大量猎杀,这个时候,如果基因变异导致了紫色昆虫的出现,这些紫色昆虫就有机会大量繁衍后代,这些后代将会全部取代先前那些绿色昆虫。

这个规律属于客观事实,我们不会说绿色昆虫是好的,不会说绿色的树林对于昆虫而言是好社会,也不会说紫色昆虫是坏的,不会说紫色的树林对于昆虫而言是坏社会。我们之所以不以好坏论昆虫,仅仅因为我们不是昆虫。

如果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人类,道理是一样的,无非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已。

社会结构会发生变化,既有渐变,也有剧变,筛选规则自然也会随之变化,原先的适者变成了新环境下的不适者,惨遭淘汰;原先的不适者意外地相当适应新环境,左右逢源。

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解释之后,新问题马上又出现了:自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两千多年,孟子式的人物为什么没有灭绝呢?又为什么在全社会的道德共识当中,对苏秦、张仪式的做派始终都持批判态度呢?

大概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二是天性。

从文化上看,假如人类社会没有进化出先进的语言和文字,历史经验无法穿越时间的话,那么传统道德很可能会在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烟消云散,让位给全新的生存哲学。

从天性上看,亿万年的进化史给我们塑造出了适应群居模式的基因,但我们更适应小规模群居生活,既不是独居,也适应不来大规模的群居生活。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人天生就是城邦动物”的道理。

古希腊城邦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规模社群,先秦封建时代的宗法社会同样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规模社群。在这样的社群结构里,人们身上自利和利他的天性都于生存有利,因此也都被赋予了价值观层面的意义,成为社群当中的道德共识。

而在礼崩乐坏,社会变大之后,人的天性变不过来,天然最容易认同的仍然是小规模群居社会里的价值准绳。

符合天性的生活总会令人留恋,这就像今天相亲市场上的男男女女们虽然都会遵守相亲的规则,互发照片,介绍个人的条件和家庭条件,拿条件比条件,但心里难免怀念着情窦初开的时候暗恋过的那个同班同学。当时的暗恋为什么就没有开花结果呢?没办法,学校和家长联起手来严禁早恋,专心抓学习呗。

但既然一代代人都把早恋当成洪水猛兽,为什么早恋偏偏屡禁不绝呢?这也没办法,因为人的身体和心智,都是为了在青春期交配和生育而设计成型的,就像人的道德意识就是为了小规模群居社会而设计成型的一样。

小规模群居社会,也可以称为熟人社会,所有成员之间都不陌生,祖祖辈辈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陪伴。张仪如果拿自己对付楚怀王的那一套坑了村口的二伯,自己一定会被全村孤立,连媳妇都不好找了。

正因为社会变大了,重复博弈带来的约束力严重失效了,背信弃义才会变得那么有利可图。

那么新问题来了:功成名就的诱惑力毕竟太大,舍弃传统道德的感觉又不太好,难道就没有折中的办法吗?

这个问题,确实就是司马光的时代里很需要直面的问题。

司马光会怎么办呢?这背后还牵涉着儒家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我们下一讲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