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521 曾国藩有什么样的金钱观?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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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给你的这本书,是由我的同事陈章鱼老师解读的一本历史著作,叫作《曾国藩的经济课》。市面上关于曾国藩的书很多。但是,陈章鱼选的这本书不一样。它是翻开曾国藩的账本,从经济金融的角度,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

今天的罗胖精选时间比较长。好,有请陈章鱼老师。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陈章鱼。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曾国藩的经济课》。

曾国藩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大IP。2019-2020的跨年演讲上,罗胖也引用了曾国藩的一句名言「躬身入局」。关于曾国藩的介绍和讨论已经很多,为什么要再为你解读一本关于曾国藩的书呢?

因为这本书,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为你讲述曾国藩,什么角度呢?就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曾国藩生前,留下了大量的家书和日记,详细记录了他的收入和花销。但是之前很少有一本书,专门研究曾国藩的经济状况。这本《曾国藩的经济课》可以说是从一个崭新的历史角度,重新审视一位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用客观量化的方式,展现曾国藩乃至整个晚清官场的生态。

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作家,罗辑思维有至少5期节目推荐了他的书,「每天听本书」也解读过他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张宏杰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他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工作多年。一开始他是凭借自己的兴趣写历史,后来,张宏杰被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破格录取为历史学博士,之后又考上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后。他在博士和博士后期间写的论文就是《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生活》和《曾国藩湘军及总督时期的经济生活》,用金融视角进行历史研究。

这本《曾国藩的经济课》就是张宏杰以这两篇研究论文为底本,对部分叙述语言进行了调整,变成适合大家阅读的历史读物。以往我们谈论一个历史人物,总是简单地定性,这是一个贪官,这是一个清官。而这本书使用大量详实的数据,用量化的方式,让「贪」和「廉」都有了标尺。

曾国藩的为官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8岁中进士,30岁进入翰林院,一直到42岁,他一直是一名京官;从43岁到54岁,他是一位军事领袖,从无到有创建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此后一直到他62岁去世,他担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是当时最具实权和影响力的地方官员。

我就从这三个阶段来为你解读这本《曾国藩的经济课》,在这三个阶段,曾国藩的经济状况不同,遇到的问题不同,处理的方式自然也不同。而这三个阶段合在一起看,又能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当个人的道德追求和周围的环境产生冲突时,曾国藩如何最大限度保持自己的道德标准,又能调动足够多的资源,帮助自己成事。

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的京官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官运亨通,入不敷出」。

这两句话放到一起,你可能会感觉很奇怪。但是这确实是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真实状态。

在别人看来,曾国藩这十几年的京官当得是顺风顺水。30岁的时候,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职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翰林」。虽然品级不高,只有从七品,但是在皇帝眼中,翰林都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可以委以重任。用今天的眼光看,翰林相当于是整个清王朝的「管培生」,前途自然不可限量。而曾国藩的升迁速度,更是让其他的翰林也望尘莫及。十年之中,七次升迁,不到四十岁,他就已经是正二品的礼部侍郎。

但是在光鲜的外表之下,曾国藩却一直面临一个窘境,那就是缺钱。

41 岁的曾国藩身兼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四个侍郎,但是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曾国藩说自己今年腊月过得十分窘迫,至少要找人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年。

42岁时,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按照礼制,曾国藩回乡守孝,结束了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但是他走的时候,还欠着在京同僚、好友甚至店铺的账。这些账,一直到十多年后曾国藩当上两江总督,才有力量全部偿还。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个典故叫「长安居,大不易」,其实在清代,一名京官的生活也是大不易,衣食住行,都是巨大的负担。

先来说衣。对于清代官员来说,购置服装是一笔相当大的投入。按照清代的规定,官员的官服都需要自己花钱,我们常说的「顶戴花翎」,也需要官员自己添置。甚至有些情况下,皇上赏穿黄马褂,也只是授予一种特权,而那件服装,是需要官员自己花钱去做的。

官服的种类又十分繁多,按照出席场合,可分为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可分为冬夏两种,按功用又分为日常服和出行服。不但种类多,更换也十分频繁,哪天穿什么衣服,不是由官员自己选择,而是由朝廷统一下命令。光绪年间任户部侍郎的王文韶,就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从正月初一到三月二十七,他三个月的时间就换了十一种官服,平均下来,不到九天就要换一次。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也提到,自己在京城当官十几年,家里边最多的就是书籍和衣服,书籍是自己的嗜好,衣服实在是因为当差必不可少。

添置官服有多花钱呢?张宏杰在这本书中,统计了曾国藩30岁,也就是刚当上翰林那一年的收入和支出。这一年,曾国藩花在衣服上的钱将近33两白银,而他一年的俸禄是130两。也就是说,曾国藩这一年的置装费,就占了工资的四分之一。

再来说食。你可能会觉得,吃饭这件事丰俭由人,想省钱的话,自己吃得素一点不就行了?自己吃,当然可以吃得节省,但是作为一名京官,三天两头的请客、聚会、随份子,根本逃不掉。

清代的京官生活安闲稳定,翰林的日子更是清闲,与其说是官员,不如说是经皇帝承认的学者,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养望」。一边读书,一边培养自己的声望。

这个「望」具体怎么养呢?不能在家中养,靠得就是交朋友。在当时的官场中,结交朋友被认为是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各种聚会、诗社和宴请,就是结交朋友的最好机会。

除了结交新朋友,还要维持旧关系。京官本身就生活在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关系网中,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需要不停地联络聚会。

同样是曾国藩30岁那一年,花在聚会上的银子,就将近40两。

住房,更是曾国藩的一笔大花销。

清代京官不但没有分房,在住房上也不享有任何补贴。一个外地人来京做官,解决住房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租房。

但是为了维持官员的体面,他租的房子面积不能小,地段不能差,租金自然也不低。30岁那年,曾国藩花在租房上的钱,就有107两。

出行对于曾国藩来说,也是一笔费用。清代汉族官员居住在北京的外城,和衙门往往有一段距离。北京的道路都是土路或石子路,交通不便,一旦刮风下雨更是难走,所以官员都是坐轿子或马车出行。

坐轿子要养轿夫,自备马车也要养马和马车夫,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刚当上官的曾国藩自然无力承担,他选择租马车出门,可是一年下来,出行的费用也要51两银子。

衣食住行的花费,再加上日常支出、补贴老家的父母还有买书,曾国藩在30岁这一年,工资收入是将近130两,支出却高达605两,做官一年,竟然有475两的亏空。

如此入不敷出,并不是偶然现象,根据今天留下来的史料,大部分京官的正常收入,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们为了维持自己体面,衣食住行的花费都要高于普通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代实行「薄俸制」,给官员发的工资确实太低。

因此,很多京官开始谋求灰色收入,甚至是直接贪污。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晚清的京官要钱是多么明目张胆:和太平天国的战争结束之后,朝廷下旨让曾国藩将湘军花掉的军费列好账目,和户部对账销账,户部的官员直接明码标价,必须要从军费的总额中拿出1.3%作为好处费,才能顺利销账。湘军所用的军费将近3000万两,也就是说,户部官员打算从曾国藩身上捞出40万两白银的好处费。曾国藩托人周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户部官员才同意把好处费降到8万两白银。

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当然不愿如此贪污。大多数时候,他是依靠借债和少量亲友馈赠来填补亏空。如果说曾国藩完全安之如素,那太夸张了,31岁时,他的一则日记写到:「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

「别敬」就是外省官员进京办事,送给京官的红包,这在当时算是半合法的收入。曾国藩和别人聊天时听说有人拿了很大一笔「别敬」,晚上就梦到别人发财,自己羡慕不已。醒了以后,曾国藩好好作了一番自我批评,并且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警示自己。

这个故事最能展现曾国藩京官生活的经济状态和精神状态,入不敷出的生活,让他也对利益动心,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曾国藩还是用道德压制了欲望,在肮脏的官场中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接下来我们来看曾国藩担任湘军统帅的时期,这个时期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挥金如土,一清如水」。

作为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先后经手的军费超过白银三千万两。如果曾国藩稍微有一点贪念,动一点手脚,想要积累上百万两的财富,真的是非常轻松的事儿。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发家致富,可支配的钱财可以说是金山银海,但是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京官时期还要少。

而在这个时期,他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如何坚持自己的操守,而是如何激励湘军的官兵。

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对军队也是如此,实行「低饷制」。清代一名绿营兵,平均每月的收入不到二两银子。官居从一品的提督,每年的收入也不足千两。

按照我们刚才给曾国藩算的账,你能看出来,即使军队里官居提督的收入都很难维持自己的日常开支,士兵的收入更是没办法养活一家老小。于是,清代军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上到下都在搞副业。士兵们对于训练能躲就躲,平时都在忙着开茶馆、做买卖、卖鱼卖肉。军官甚至主动鼓励士兵外出经商,自己好侵吞兵饷,或者干脆把用于训练的操场租给地方使用,把战船租给商人运货,更有甚者,直接用军用物资的名义进行走私,中饱私囊。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如何,我们可以想象,也就明白为什么湘军这样一支曾国藩自己招募的非正式武装,会一步步崛起,最终成为和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

曾国藩兼任过兵部侍郎,深知军队里的这些乱象主要原因在于军饷太低。所以他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引入厚饷制度。一名普通湘军士兵的收入是每月四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甚至高过大多数搞副业的绿营兵。这样,士兵就没有生活压力,可以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一名湘军中级军官,一年的收入是一千八百两白银,已经高过了绿营兵里像提督这样的高级军官。而湘军中一名统率一万人的高级军官,一年的收入更是高达五千四百两。

从上到下,湘军的平均收入,高过正规军三倍以上。以至于湘军在招募士兵时,如果想招一千人,往往有上万人来报名,如果想招一万人,往往有几万人来报名。

兵源充足,再加上专心训练,湘军的战斗力有了保障。但是投入到战争中,曾国藩发现,湘军又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防止士兵劫掠百姓。

人的欲望往往是无休止的,战争的混乱,又使得人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每当湘军攻破一座城市,官兵们常常会私分战利品,甚至直接抢劫百姓。对于曾国藩这样的士人来说,投笔从戎是为了捍卫礼教,实现抱负,但是很多人选择参军目的非常直接,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怎么样管好这些人,又不让他们丧失积极性,这是曾国藩最大的难题。

除了多发军饷,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叫「选士人领山农」。

「选士人」,就是湘军的军官,大多是读书人出身,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行伍出身的武官。「领山农」,就是湘军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不是游民和混混。读书人有理想主义,农民有淳朴的道德,这就决定了湘军本身带有一种不同的气质,军容风貌和绿营兵大不相同。

再加上曾国藩自己以身作则,并且言传身教,湘军的军官中,很多人向曾国藩学习,清廉自守。

彭玉麟是湘军水师的开创者,在湘军将领中,彭玉麟的为人也是最清正。湘军初创的时候,军饷常常不能按时发放,于是朝廷给了湘军食盐的专卖权,这在当时是非常赚钱的生意,战争结束,彭玉麟的部队攒下了六十万两白银,这可以说是一笔灰色收入,他完全可以放进自己的腰包。但是彭玉麟一两银子都没有留下来,而是把这笔钱作为发展水军的经费。

可是道德的力量终究有限。湘军将领中,有清廉的,也有贪婪的。曾国藩 50 岁生日的时候,他手下的大将鲍超来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是湘军中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的,可也是军纪最差,最能抢的。鲍超是个粗人又是个富人,别的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他不管那一套,带了十六包礼物,包括很多珍贵的珠宝和古玩。曾国藩看了一遍,只留下了一顶绣花小帽,其他的礼物都让鲍超拿回去了。

这两个故事,很能说明战争时期曾国藩对于钱财和部下的态度。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过手的金钱成千上万,但是努力保持自己的清廉。他也用自己的人格去努力影响部下。曾国藩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高收入是保障湘军战斗力的根基,也明白钱财最能激发部下的积极性,所以对于一些湘军将领纵兵抢劫,他也只能听之任之。

总得来说,比起当时的八旗和绿营,湘军已经是相当廉洁。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清廷一共动用绿营兵将近十万人,两年多的时间军事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但是花费的军费高达两千五百一十万两。曾国藩的湘军,人数最多时将近十二万人,前后十二年也仅仅花费了朝廷两千九百万两的军费。

最后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时期,这个时期还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克己奉公,行贿受贿」。

这两句话放到一起,显得更奇怪了,但是这就是曾国藩当总督时的状态。

不论是两江总督还是直隶总督,都是清朝最具影响力和实权的地方官员。而且因为军功,曾国藩还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和大学士,封侯拜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生活却越来越简单,甚至比当京官的时候还要简朴。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里记载,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穿得非常简朴,帽子和鞋也旧得不行。这个记载还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有史料记录,英国雇佣军统帅戈登与曾国藩会面时,惊讶地发现堂堂总督竟然「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赵烈文的日记里记载,他去见曾国藩时,曾国藩正在吃饭,赵烈文看曾国藩菜里既没有鸡也没有鱼,就问他,有一家店给各个衙门都送火腿,您这里没有吗?曾国藩说,以前有人送,我都不收,慢慢就没人送了。现在就是想喝黄酒,也得上街一斤两斤现买回来。

赵烈文感慨,大清二百年都没有这样的总督衙门。

曾国藩虽然连火腿都不收人家的,但是任总督时却有自己的「小金库」。主要来源是两淮盐运司和上海海关,名义上是上缴的公费。实际上,这就是两个衙门孝敬给两江总督的贿赂。

为什么曾国藩要收受贿赂呢?这是出于两方面的需要。

一方面,是出于日常办公的需要。清代地方总督的权力几乎是一方诸侯,按理说,国家应该给总督设立一个完备的办公机构。可是清代的制度却非常奇怪,总督衙门里,只有总督一个人有编制,领国家工资,其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总督自己掏腰包来聘请。

比如曾国藩的幕僚,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师爷。根据史料,曾国藩的主要幕僚就有80多位,幕僚总数更是超过200人,如果再算上更低一级的办事人员,曾国藩任总督时,工作人员超过400人。这些人的工资,都需要曾国藩自己掏钱。

另一方面,就是出于办事的需要。前边我们提到,京官的花销多,收入低,于是很多京官都想办法捞钱,比如户部官员就想利用曾国藩给湘军报账的机会大赚一笔,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个插曲,就是谈好八万两的好处费之后,朝廷又下旨,湘军可以不用报账,按理说,这八万两可以省下来,但是曾国藩却坚持,说好的八万两要照给,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你看,这就是曾国藩总督时期的复杂形象,对自己,节衣缩食,克己奉公。但是为了推动事情,他也不得不行贿和受贿。

到这里,这本《曾国藩的经济课》其中精华的部分,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京官时期,入不敷出的生活,让曾国藩难免对利益动心,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曾国藩用道德压制了欲望,在肮脏的官场中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湘军时期,曾国藩过手的金钱成千上万,但是努力保持自己的清廉,并且用自己的人格影响部下。但是曾国藩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高收入是保障湘军战斗力的根基,也明白钱财最能激发部下的积极性,所以对于一些湘军将领纵兵抢劫,他也只能听之任之。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生活十分简朴,但是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小金库,一来是为了维持日常工作的开销,二来也要适当去打点其他的官员。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既清且浊,浊为表,清为里。

曾国藩的清,从他去世以后,家人的生活也能看出来。曾国藩去世五年后,他的二儿子曾纪鸿因为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只好托左宗棠向曾国藩的老部下借钱,左宗棠心里不忍自己也拿出三百两银子接济曾纪鸿。向来骄傲的左宗棠,在给家人的信里由衷地感慨,如此一位重臣,他的儿子这样贫困,可见曾国藩的清廉,真是后人的楷模。

可是为什么我们回看清代历史,细数清朝一个个清官时,很少有人能想起曾国藩呢?

因为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像明朝的海瑞一样的清官,不适于参与实际权力运作的,皇帝会把这样的清官当作政治摆设,当作朝廷的装饰,但是清官往往难以实现大的建树。就算皇帝支持,在失衡的制度下,也有一批底层官员只为了钱来办事,反过来,他们也会拼命阻挠清官,这样才能维持让自己获利的潜规则。

曾国藩是一个兼顾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人。他做事不重虚名,重视效果。他知道以一己之力,无法扫除千百年来的陈规陋习,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他也只能一定程度上和势利小人「同流合污」。

努力做事的人,在做事的过程中一定会让人看出软肋。难得的是,曾国藩自己的心没有变化,无论境遇如何,他对于金钱仍一丝不染。

做事的智慧和个人的道德,如何更好地融合,曾国藩给了我们一个值得参考的范例。

撰稿、讲述:陈章鱼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