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923 用什么姿态走进秦汉风云?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这周,咱们有个值得奔走相告的好消息,阔别了四个月,熊逸老师又回来了,《熊逸讲透资治通鉴》第三季已经出发,这场中国历史的马拉松,终于跑到了秦汉帝国这个大站。

这一季的内容是从秦二世胡亥继位开始讲起,然后就热闹了,刘邦、项羽、张良、韩信会陆续登场,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我就更好奇,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段历史,熊逸老师会怎么讲,又能带给我们多少意外呢。

别的不说,这一季的发刊词,就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熊逸老师提到的一本书和一个人,我这个历史深度爱好者,竟然也很陌生,但是,熊逸老师又不是拿冷门知识掉书袋,他是借着这本书和这个人,跟你严肃地分享,他怎么阅读和理解历史,他这个在审慎和豁达之间读历史的方法论,你听一听,非常高级。

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熊逸老师。

欢迎来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3》。

前两季的内容,结束了完整的一段战国史,看秦始皇如何缔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郡县制帝国,又如何把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结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偌大一个秦帝国就在极盛时期,忽然间土崩瓦解,传国仅二世,历时14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当时应该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一季,我们就要走进秦亡汉兴的历史了。

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造化弄人的时代。在一系列复仇、夺权和浑水摸鱼的事业背后,是一场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新算法与旧算法的斗争。

在当时,通过一场大革命来推翻一个新兴的统一帝国,恢复到诸王分治的旧制度,这几乎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景。在这样一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纠缠里,前者似乎暴风骤雨般地吞噬了后者,而这成功却来得太短暂,被种种回忆所辛苦镀金出来的旧制度,竟然在转眼之间凋谢、干枯、飘散,任由失败者的幽灵李代桃僵,成为最后的赢家,从此“百代都行秦政法”。

这是一场奇异的转变,是整个古代中国历史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决定出中国社会的走向必将与西方世界判然二途。

所以,我们理解中国,最着力要去理解的,正是这一段的历史。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进入《熊逸讲透资治通鉴3》之前,我最想跟你分享的是一部书和一个人:书是钱穆先生的《庄老通辨》,人是赵国名将李齐。我猜,这本书和这个人,你都相当陌生。

这一本书和一个人,会不断提醒我们,哪怕再合情合理、无可辩驳的推论,也只是推论,并不等于史实;在古代史的领域里,哪怕全部的已知条件尽在我手,我们仍然会错失一些其实不可或缺的事物,以至于我们所以为的全景、全貌,不过是盲人摸象或者管中窥豹而已。

一部书:《庄老通辨》

《庄老通辨》,是钱穆先生从1923年到1957年间的一系列论文,论述《老子》的成书甚至晚于《庄子·内篇》。这样的结论虽然特别颠覆常识,但以钱穆先生的学术功底,考据做得细腻而典雅,汪洋而雄辩,很难不让读者服气。

但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发掘战国楚墓,800多枚竹简重见天日,《老子》一书赫然在列,虽然它的内容和传世本有不小的差异,但显然已经可以铁证如山地推翻《庄老通辨》的结论了。

华夏古史,总有一种“烟波微茫信难求”的感觉,我们虽然并不该被那些太过有限的史料,制约住磅礴汹涌的想象,否则就会彻底扼杀了读史的趣味性和启发性。但审慎的理智也有必要时常这样来提醒我们:基于史料的推测并不等于史实本身。一切推测,哪怕看上去已经足以取信于人,但也仅仅是推测而已,随时都有可能被将来新出土的材料颠覆。

《资治通鉴》梳理秦汉之际的这段历史,最主要的剪裁对象就是《史记》和《汉书》。

严格来说,连《汉书》的相关记载也往往只能算是二手材料,史源依然是那一部《史记》。

今天我们虽然有若干新出土的材料是司马光所未见的,但我们能够参照的典籍,并不比司马光当时所能参照的多出几许。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史记》没讲清楚的问题,《资治通鉴》照样讲不清楚。

今天我们也只能破解其中很少数的谜题,而对于绝大多数难解的事件,要么只能疑者传疑,悬置不论,要么就仅凭过于有限的史料,做出尽可能合乎情理但显然凭据不足的推测。

但是古史材料的有限性,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因为全部材料都可以尽收眼底,每一位读者在最大限度上可以获取的,其实都是同样数量的已知条件,而如何组合这些已知条件,如何从中做出自己的理解,形成对自己有益的启发,这一切,各凭造化。

不像明清以后的历史,史料多到了浩如烟海的程度,还要横跨多种语言、多种立场、多种维度。而如果踏入近现代史的阶段,那就更要苦等不同国家所设置的档案解密的遥远期限了。于是不要说普通读者,即便是专业学者,往往也只能给自己框定一个狭窄的范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从这层意义来说,真的很庆幸《资治通鉴》果断结束在五代十国的年景。

一个人:名将李齐

至于李齐。你很可能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相信,即便是很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率上也记不起李齐是何许人也。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李齐的名字和事迹,从秦亡到汉兴的历史书写当中从来不曾出现,直到汉朝经历了好几任的执政者,到了汉文帝出场的时候,才从汉文帝的口中,转述出了关于李齐的一点点久远的传说。

这段内容,出自《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主角是冯唐,说冯唐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居代郡,等到汉朝兴起之后,全家再次搬迁,迁到了长安附近的安陵县。冯唐以孝道著称于当时,进入宫廷做官,侍奉汉文帝。

汉文帝初次见到冯唐,攀谈了几句,发现彼此还能论得上半个老乡。汉文帝当初做皇子的时候,被封为代王,封地正好就是冯唐的老家。

老乡见老乡,汉文帝触绪伤怀,回忆当年做代王的时候,有一名侍奉自己饮食的官员,名叫高袪,当地人。高袪每每向自己讲述,当年赵国将军李齐在巨鹿城的英勇战绩,让汉文帝心荡神驰,以至于如今虽然离开了代郡,入驻首都长安当了皇帝,但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起李齐在巨鹿之战当中的英姿伟貌。汉文帝向冯唐打听:“您也了解这位家乡的英雄吗?”

冯唐答道:“作为将领,李齐其实比不上廉颇和李牧。”

廉颇和李牧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战国后期的赵国名将,据冯唐说,自己的祖父曾在赵国为将,和李牧很有交情;父亲做过代相,和李齐很有交情,所以很了解他们的为人。接下来的话题就转到廉颇和李牧身上了,冯唐不知道讲了多少,总之是让汉文帝听得心荡神驰,把李齐忘在一边了。

所有史料当中,关于李齐的全部记载,就只有这么一点内容。推算起来,这位李齐并不是战国年间的赵国将领,而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后,赵国的复国运动当中效力于赵王歇的赵国将领。而他发挥出色表现,让高袪津津乐道的那一场大战,就是秦汉之际鼎鼎大名的巨鹿之战。

但今天我们了解的巨鹿之战,最耀眼处就只有项羽的破釜沉舟,然后就是与项羽形成鲜明反差的诸侯军队作壁上观。而在赵国阵营里,除了赵王歇和张耳苦守巨鹿城之外,就是陈馀和张耳之子张敖在巨鹿城外的安全地带,和诸侯援军一道作壁上观了。

如果这些记载通通属实,那么李齐应当就在巨鹿城内,在弹尽粮绝的处境下,抵抗着秦军几十万重兵的围攻。但李齐的守城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到底发生过怎样可歌可泣的事迹,以至于使高袪推崇备至,我们已经全然不得而知了。

如此一位大有资格“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高袪的只言片语,就会从历史上彻底隐身。这就是古代史,我们的所有已知条件通通加起来,也只是少数历史人物残缺不全且不可避免地饱含着偏见的回忆,和历史档案被简化到了失去灵魂的粗略记载而已。

假如当时反秦事业的赢家是赵国而不是楚国,假如建立汉朝的刘邦是赵国一系而不是楚国一系,假如高袪担任史官,或者和司马迁有过深度的人生交集,那么李齐的事迹就很有可能会被大书特书,巨鹿之战也很可能会有另外一番面貌吧。

但假设既然只是假设,结论自然也只是幻想。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李齐那样,被历史记忆边缘化,轰轰烈烈的人生消隐于所有人的视野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太值得被历史记住的人,最终却被历史选择了忘怀。

以上,一部书,钱穆先生的《庄老通辩》;一个人,赵将李齐,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值得铭记。

但是,难道这不正是历史学最深刻的魅力所在吗——在审慎与豁达之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文字与想象之间,在血脉与超然之间,在科学性与诗性之间。

所以,我很想借用叶芝的一句诗作为这个发刊词的收尾:“山坡的青草/只会留下/野兔躺过的压痕”。

Because the mountain grass,

我是熊逸,在《熊逸讲透资治通鉴3》再次全力以赴,和你一同走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