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81 第699期 | 什么是“共时性发展”?


策划人: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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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一本书,高王凌先生写的《乾隆十三年》。这是近年来清代历史方面的名著了。里面有一些看问题的独特视角,很有意思。今天和您聊聊。

乾隆皇帝的时代,号称盛世。盛世的皇帝,当然就有一些雄心。乾隆的雄心是什么呢?是“政追三代”。我的施政成绩要像夏商周三代那样成为理想的黄金时代。应该说,这是一个中国古代帝王对于自己政绩想象力的极限了。

那怎么做到呢?从哪里着手呢?乾隆找到了一个抓手,那就是升级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简单说,就是政府兴建粮仓,丰年的时候买入粮食,防止谷贱伤农,灾荒时候放粮赈济,防止百姓流离失所。这个制度并不新鲜,是个很久远的的传统。从战国时期就有了。

但是乾隆是谁啊,他对自己的期待极高,要把常平仓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一举解决全国人民遇到灾荒时的吃饭问题。

他爹雍正的时候,全国常平仓实际储量是一千多万石。乾隆下令,各地常平仓大幅增加储量,目标:增加到六千万石。要翻好几倍。

皇帝雄心勃勃,各级官吏不敢怠慢。几年努力下来,虽然没达到六千万石的目标,但到乾隆六年,也有了三千多万石,差不多是雍正时期的三倍。

手里有了粮,政府赈灾时就大方多了。乾隆七年,江苏和安徽北部灾害较多。其实并不是什么很大的灾害,但政府一下子拿出240万石赈灾粮,还有白银760万两,真是大手笔。当时有人感慨说:过去啊,只有重大灾害,政府才会出面赈济,小灾是由民间互相调剂。现在盛世,不分大灾小灾,政府年年都有赈济。以往,赈灾只在秋天,为的是保障灾民平安过冬。乾隆时,夏天也有赈济。

乾隆在上谕中说:“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 就是宁可国家多花钱,不能落下一个灾民。这话说得多漂亮。这简直就是今天“精准扶贫,一个也不落下”的历史先声。

当然,这是理想。这么要求的结果你也想到了:毕竟是当年的清政府,无论是财力,还是管理能力,都是没法完成乾隆皇帝的这个梦想目标的。

而且呢,其中一些做法还违反了经济规律。你想,常平仓收了这么多粮食,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市场上粮食就那么多。皇帝要施仁政,拼命买粮食,结果反而是民间粮价飞涨。这点当时的政府也受不了。

坚持到了乾隆十三年,粮价还是居高不下,乾隆终于坐不住了。他通知各地督抚,想听听大家对粮政有什么意见。这次关于粮政的大讨论,成为乾隆十三年这一年清朝政治中的头等大事。

各省督抚在上表章对时候虽然用词很小心,但意见是一致的:您赶紧停了吧。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场雄心勃勃的改革,发生在乾隆初年,就这么黯然收场了。

刚才我说的这一段,就是高王凌老师在《乾隆十三年》这本书里写的一个段落。得到App里有这本书的精排版电子书。很多有趣的故事。你要是有兴趣,也推荐你看看。

这个故事,看起来只是发生在乾隆年间的一个小波澜,一个皇帝的野心受挫的故事。但如果从长时段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治动作,这是一次政府扩张的冲动。冲动的程度,已经不像传统上的古代政府,而更像是现代的福利国家想干的事。对老百姓的生活,说好听的是照顾,说难听的就是介入,那个深度是空前的。

在清代,这种国家扩张的冲动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比如说开荒。清朝在土地开垦上的规模远超前代。明代中国大概有耕地7亿亩,到了民国增加为14亿亩。清朝把中国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哪里来这么多土地?这是因为,明朝时,政府在耕地方面主要关注的还是江南一带。江南光热水土比较好,土地出产比较高。所以主要开垦江南。到了清朝,则在西南、西北等多个地方大量开垦耕地。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概念:全域性开垦。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全面扩大,这件事是办不到的。

这样的例子在高王凌老师的书里面有很多。过去,对这些现象的解读,往往都是局限在清代历史自己的框架里的。但是,如果换个视角,全球性的视角,大历史的视角再去看,还能看到一些新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您聊的重点了。

有一个词,叫“共时性发展”。什么意思?就是从18世纪开始,放眼全球你会发现中国、欧洲、印度,这几个独立的文明区,几乎同时出现了很多相同的发展态势。这个概念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来的。

奇怪,技术条件不一样,文明特性不一样,但是有些表现在同一个时段却出奇地一样。

就拿政府职能来说,也是在18世纪,欧洲是民族国家取代传统封建国家,政府职能扩张了。而我们今天前面讲的乾隆皇帝的努力,也是政府职能扩张了。虽然具体看,原因、过程各不相同,但是如果站远了一看很奇怪,欧亚大陆两段,两个联系不多的文明区居然在同一个时段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

再比如人口增加。汉朝的时候,中国人口就有6千万,明朝初年人口也是这个量级。但是到了清代的18世纪,人口突飞猛进,1850年居然达到4亿。同样这个阶段,欧洲人口也是在剧烈增长。

对这两个现象,过去是各做各的解释。比如,欧洲的人口增长,是因为工业革命。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因为美洲农作物的引进。但是,你不觉得这两个现象在同一时段出现,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很耐人寻味吗?

其实共时性发展的现象,不仅在18世纪有。还有一个词你肯定熟悉,就是“轴心时代”。 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各大文明都出现了重要思想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也是,分别看各有原因,但毕竟是同时爆发。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

过去我们看历史,往往看重细节,在不同的情境里对不同的现象各自找解释。但是,如果站远了一看,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不同。

这就有点像站在高处俯瞰一个城市:

你深入到各家各户看,各家的孩子长相不一样,各有特点。但是跳出来一看,同年龄段的孩子,呈现出来的样子,是有高度一致性的。相似性,其实远比差异性要更大。

人类历史也一样。看起来这文明那文明,好像区别很大,毕竟都是人类文明。如果它们都共有某种内在基因,那就一定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时表达出来。

共时性发展这个概念,只是对一些现象的归纳,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历史学界还没有什么统一的解释。但是看着这个现象,它就在提醒我们,看待历史,还有一个长时段的宏观视角。

比如,看待中国的发展。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国真是不容易,救亡图存,现代化转型,身在其中,当然感受到的是种种艰难。甚至是前途未卜。

但是,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呢?一个半世纪,那在历史长河中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战乱贫穷也好,被列强欺负也罢,只要时间足够长,中国迟早要回到和它的人口数量、地缘位置相称的国际位置上。这几乎是一个必然。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代人,很有幸,就生活在这个回归本来位置的上升阶段。

所以,如果我们聊到为什么对中国崛起有信心。今天我们说的“共时性发展”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最最底层的理由了。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