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95 第709期 | 曾国藩是大清的功臣还是罪人?


策划人: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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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唐浩明先生写的一本书《静远楼读史》。其中谈到曾国藩的一个问题,视角很独特,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今天和您聊聊。

这个话题是:曾国藩是大清朝的功臣还是罪人?

乍看起来,这问题问得好没道理。要不是曾国藩,太平天国可能就把大清朝一锅端了。哪里来后面的洋务运动、同光中兴?曾国藩是1872年死的。大清朝在他打的底子上又多活了将近40年啊。这样的人,怎么还有是功臣,还是罪人的问题呢?当然是功臣。

唐浩明老师抛出这个问题,大家别以为是最近发现了什么新史料,揭开了什么前所未知的内幕。这都没有。曾国藩对大清朝的功也好,罪也罢,都是他组建湘军、打败太平天国这同一件事的结果。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曾国藩1872年去世的时候,到底改变了大清朝的什么?

第一项改变,就是兵制。也就是国家军队的建设制度。

在曾国藩的湘军出现以前,清朝的国家军队是八旗和绿营。顺便说一下,绿营的“绿”是什么意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是因为黄白蓝红四个颜色都被八旗给用了。以后再成立军队,只能用绿色命名了。

从兵制的角度看,八旗和绿营都属于“世兵制”,也就是军人子承父业、世世代代当兵的制度。旗人家里生了男孩,理论上都是八旗兵,要在政府登记备案,领一份月俸。所谓满人的铁杆庄稼指的就是这个。

绿营兵虽然没有铁杆庄稼,但士兵的子弟都在军营中长大。当时活路有限,当兵吃粮,有一份军饷,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所以一旦需要补充兵源,就从军营里长大的子弟中挑选,不再去民间征募。所以,绿营兵事实上也是世世代代在当兵。

这种世兵制下,如果要打仗,朝廷临时从各军抽调兵丁,组成部队,然后临时委派军官带队出征。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当然不强,因为官兵互不熟悉嘛。

那清代的朝廷傻么?不知道这个弊端呢?知道。因为这种制度它有好处。就是当兵的人都知道自己吃的是朝廷皇上的粮,当的是朝廷皇上的兵。也就是说,兵权由中央掌握。如果天下太平,不打大仗,这种兵制看上去还行。

但是不行,太平军来了,就要打大仗了。绿营就不行了。和太平军打仗,基本都是一触即溃。那咋办?非常情况,就有非常处置。清廷只好允许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自行组织军队。曾国藩组建湘军,可是实实在在要打仗的,那就得一切为战斗力服务,所以就采取了募兵制。高级军官招募下级军官,下级军官招募士兵,官兵一体。这种部队,战斗力很强。

后来,李鸿章组建淮军,袁世凯小站练兵,都沿用了曾国藩湘军的募兵制。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都很强,但代价是:军队成了将领的私人部队。各级军官和士兵“只知有大帅,不知有朝廷”。

虽然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举兵造反。但是兵制本身的变化,是不可逆的。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了。

四十年后,为什么清朝皇帝主动退位?不就是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将领,给了压力吗?军头的一个脸色,皇帝太后只好下台。你说,这是不是曾国藩给大清朝挖的坑?

曾国藩造成的第二项改变,是满汉之间的实力对比。

大清朝有一个天生的软肋,就是以人数极少的满人,统治汪洋大海一般的汉人。所以,防范汉人就成了清朝的基本国策。各部尚书,有满人尚书,也有汉人尚书,两套班子,而且满人地位在汉人之上。汉人也有一定的空间。各地的总督巡抚,也是以满人居多。

但是到了曾国藩时代呢?关键时刻,人才还是汉人中多啊。毕竟人口总量大啊。所以,太平军一起,朝廷只能指望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这些汉人大臣了。以往精心设计的满汉共治、满人在上的局面,已经维持200年了,但是顾不上了。

湘军中虽然也有满人将领,但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仗打完了,这样的汉人精英总得论功行赏,就进入各地政府,掌握了实权。同治光绪年间,湘军出身做到总督、巡抚的,多达53人,做到提督总兵的,134人。淮军方面,督抚14人,提督总兵87人。再加上次一级官员,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等官职,湘淮两系的文武高官多达385人。

所以,你看汉人掌权了,这个局面,清朝后期的四十年,汉人大臣掌握了实权,满人的统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根基。

这是曾国藩给大清朝挖的第二个坑。还没完,还有第三个。那就是地方政权从多元变成了一元。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它的皇权制度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地步。重要一条就是地方上有非常精巧的分权制衡制度。这个从宋朝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到清朝非常成熟。在一个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员,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地方上的兵权、财权、人事权、行政权等等,分属不同机构。类似唐朝安史之乱那样的叛乱,在清朝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央牢牢控制着地方。

这套精巧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差不多被曾国藩彻底破坏了。为啥?曾国藩主观上是没有这个目的的,但他要和太平天国打仗,要招募军队,要筹集经费,要快刀斩乱麻地处理各种事务。没办法,总督只能一元独大,大权独揽。所以,地方上的权力,就渐渐围绕着掌握军权的总督集中。四大衙门互相牵制的权力布局,就不能为继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1900年庚子事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之所以敢于违抗中央命令,直接和外国人达成协议,实行著名的“东南互保”。除了实时上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总督权力太大,没人能牵制。要是在太平天国之前,按照清朝的祖制,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发生。

到了晚清时,康有为曾经说过,光绪末年,十八行省好比十八个小国家。武昌起义为什么这么小规模的兵变,爆发不久,各省就很快宣布独立,清朝统治瞬间土崩瓦解了?原因就在于,清廷的统治基础早就被曾国藩开创的“一元化”给掏空了。各省总督叛变就叛变了。

好了,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真要讨论曾国藩这个人的功和过。而是想说一个效应:代偿效应(点击收听罗辑思维第277期:代偿效应)。

一个机体,主要的功能不行了,但是往往会有其他的因素补上来,替代这部分功能。表面看起来这是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没准儿伏下了最大的祸患。

对清廷来说,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重大危机,其实并不是没有过。建国初期的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都是很严重的危机。但那些危机,大清朝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的,在战胜过程中,它原来的政治设计,权力结构都在这种危机中被巩固,被加强了。那为什么曾国藩们一出手,就国本动摇了呢?因为它启动了结构之外的代偿能力。它不是原有结构的加强。

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也讲过。南宋的宋高宗赵构,慌慌忙忙逃到江南,所谓“康王泥马渡江”,支撑起小朝廷。那是一个多难的局面?要啥没有。但是赵构有千般不是,有一条咬牙坚持,绝对不让各地军阀就地筹粮筹饷,把财政大权死死把在自己手里不管你是岳飞还是韩世忠,你的军队粮饷是朝廷皇帝发的。这才避免了南宋小朝廷被军阀割据毁掉。事后看,这也是一种高瞻远瞩。

今天说了那么多,归结起来就一句话:靠外部力量勉强渡过的危机,其实是一场没有结束的危机啊。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参考文献:

《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唐浩明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