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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罗胖精选，来自复旦大学包刚升老师的得到App课程《政治学通识30讲》。
我们都知道，美国上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场经济大萧条。在大萧条时期刚开始的总统是胡佛总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因为他推出了大量臭名昭著的法案和政策，目的当然是减轻大萧条，但结果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还加重了危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今天我们来听听，包刚升老师从政治学的角度是怎么说的。
我们无法回避的，就是政府到底要不要干预市场？
那么，政府为什么有必要干预市场呢？我想，一个最最简单的回答是，当经济危机出现、市场无法自动调节的时候，政府就必须要出来干预了。
但是，同样有不少经济学家论证过，政府干预不仅不能纠正市场失衡，反而会加剧市场失衡。比如，美国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这本书中就认为，恰恰是政府干预，使得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危机，终于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当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我这里要给你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如果罗斯巴德的观点是对的，政府是不是就不会干预市场了呢？要我说，即便如此，恐怕政府仍然会干预市场。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先把观点亮出来，然后再跟你慢慢分析。我的核心观点是：跟政府干预有关的决策，很可能不是经济逻辑决定的，而是政治逻辑决定的。
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呢，就好比是一只“闲不住的手”。打个比方，一个公司设置一个部门，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只要这个部门一设置出来，这些职位上的人，就要“无中生有”地做很多事情。这个，你应该容易理解。其实，政府的逻辑，也差不多。
早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其实已经出现过“胡佛新政”。在1929年10月股市崩盘的“黑色星期四”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就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以积极干预，来应对经济危机。但罗斯巴德认为，这种积极干预不仅没有减轻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
你可能会想，他凭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1929年11月开始，胡佛总统就在白宫多次开会，参会者是美国最大公司的总裁们，比如福特公司总裁亨利·福特、通用汽车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等。胡佛要求这些公司不要降薪，并要继续扩大投资。其实，在美国这套制度下，企业家未必要听总统的。但是，总统的公开呼吁，让企业家们产生了道义上的压力，他们只好响应总统的政策。
本来，企业在经济下行时，可以通过降低薪水和压缩投资来进行自我调整。而胡佛的要求，使得企业和市场无法进行自我调整，结果就是延长了危机，最终引发大萧条。
除了第一个例子，我再说一个例子。1930年，胡佛总统支持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其实是一部后来臭名昭著的法案。这部关税法的初衷，是通过提高美国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的产业。但结果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反而导致了美国出口的大幅萎缩。按我们今天的理解，你提高关税，一定会引来其他国家提高关税作为报复。但当时的胡佛总统竟然不这么想。这一点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总之，按照罗斯巴德这一派学者的看法，如果1929年胡佛总统无视经济危机，继续自由放任，让市场自我调整，危机就不会这样严重，而且美国能更快地走出危机。
但问题是，对1929年的美国总统来说，支配整个事情的，主要已经不是经济逻辑了，而是政治逻辑。那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
其实，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境。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选民当然是希望总统和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股市崩盘导致的资产价格暴跌，经济下滑带来的失业问题等，影响着不同阶层的选民。
根据估算，美国高峰期的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涉及到的家庭人口高达3000万-4000万。无数的失业者四处流浪，工程师被迫做临时工，地产经理甚至沦为乞讨者。我顺便插一句，按照罗斯巴德的观点，如果不是错误干预，失业问题就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
好了，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你生活在当时的美国，你是耐心等待市场自行复苏，还是急于要求政府马上解决经济危机呢？大部分民众自然是希望总统能有所作为。1930年，美国劳工联盟大会甚至公开表扬了胡佛的干预行为，认为这是一位关心民众疾苦的总统。
另一方面，与这种民意相呼应的是政治家的理性选择。如果一个政治家希望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有机会跟华盛顿、林肯并驾齐驱，那么，危机正好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当然，即便政治家没有这样的抱负，就是为了再次当选，他也要有所作为。
经济危机降临时，胡佛这样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这样就会导致毁灭。相反，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反击计划，就是要通过干预来克服危机。
胡佛把这种干预，视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积极行动。他骄傲地宣称，“从来没有哪届华盛顿政府，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肩负起如此广泛的领导责任”。你看，这位总统这样干时，他的内心还充满了英雄般的自我满足感。当然，他的期望最后都落空了。
讲到这里，我们还可以作一些延伸讨论。在政治生活中，很多政治家都会出于政治考虑，而做了很多本来不必要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很多貌似不合理现象的背后，往往就是因为存在着某种政治需要。
比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共和党曾经发起过一个关于财政赤字的宪法修正案，他们明知很难通过，但仍然在国会提出来付诸表决。为什么呢？因为政治上有需要。即便不能通过，共和党都可以赢得道义优势，可以把导致财政与公债危机的责任甩给民主党。
又比如，在很多总统制国家，很多小党的党魁都会跑出来竞选总统。他明明知道不可能当选，为什么还要来竞选呢？因为政治上有需要。这样做，可以提高该党知名度，从而有利于该党的议会选举，还可以提高该党参与政治联盟的谈判筹码。
再比如，在很多国家，无论总统或内阁送到国会的法案多么完美，国会议员们可能还是会反对，或提出很多修正意见。其实，其中有一部分议员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反对可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而只要无保留地同意、批准政府的法案，他们就容易变成“橡皮图章”。相反，公开表达对法案的质疑，可以给选民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他们正在为了选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这，同样是因为政治上有需要。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胡佛新政这条主线。你可能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1929年之前遭遇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和政府通常会选择袖手旁观？
据我的考察，关键变化是美国大众政治的兴起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造成这种变化的，是两个主要驱动力。
这样，此时此刻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华盛顿一小撮政治家的事情了。总统和议员的言论与作为，都时时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了。无论经济是稳定还是危机，无论政治家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普通民众借助大众媒体的报道就一目了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读者还拥有投票权。
这就带来了两个后果。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不仅民意和大众情绪每天都可以公开表达，甚至还会被放大，而且政治家们时时都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发生了转向。大家公认的总统在危机时刻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总体上，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就逐渐衰退了，主张政府干预的思潮却在节节攀升。
所以，我这样一分析，你应该更能理解，胡佛新政，不仅是对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这一现实的回应，还是对社会主流观念转向的回应。换句话说，当面临经济危机时，总统与政治家是否选择迅速介入，固然取决于政治需要，但这种政治需要本身，还是会受到社会主流认知的影响。
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主流认知，是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决定或公共政策的重要背景条件。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利益的角色常常被高估，而观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
好，我们这一讲的重要启示是：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很多时候都要借助政治分析的视角。在政治领域，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在逻辑上是对的，而在于身处其中的政治家被形势裹挟着，或主动或被动地作了很多选择。但这些选择的政治后果，往往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预见的。
最后，我还要推荐给你一本书，那就是罗斯巴德所著的《美国大萧条》。罗斯巴德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我建议，你阅读时可以更多地考虑其中的政治问题。
好，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收获或者你的见解。
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听完了包老师的分析，是不是有一种刷新认知的感觉？你看，真实市场的运作，不完全是按照经济学规律来的，这背后还有政治这双“闲不住的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西方发达民主国家陷入公债危机，表面上看，是财政问题，其实还是政治问题；货币汇率的调整，表面上看，是金融问题，本质上，还是政治的问题。所以，要想理解真实世界，政治学是必须具备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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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