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840 亚当·斯密说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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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咱们得到App里面又有一门重磅课程完整上线了,那就是施展老师的《国际政治学40讲》。今天,就和你聊聊我对这门课的学习心得。

“国际政治学”这个词一听,就会觉得离普通人特别远。大国博弈,战争风云,当个新闻听听可以。但是,对我这个具体的人当前具体的问题,能有啥用呢?

整个课程听下来,我的体会是,这门课的价值可不是让你从上到下俯视世界的,而是帮我们每一个人由内到外穿透自我的。

此话怎讲?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大堆观念之中。这些观念,我们从小就熟悉,从来不怀疑,是我们行动的指针,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比如国家、民族、自由、平等。这些观念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质疑一下。当然,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也没必要质疑它们。你和周围的人想的一样,这是你活得正常、顺心的基本保证。

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观念从自己脑子里掏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冷静地审视它:知道这些观念是怎么产生的?是被什么因素催生的?在何种情况下对?何种情况下又失效?它替代的观念是什么?约束它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人最希望推广这种观念?反对这种观念的人又有什么理由?如果我们有机会这样做,那毫无疑问,我们就会是一个在观念上更自由的人,创新能力更强的人。

因为创新能力的竞赛,从来不是智力竞赛,而是一场摆脱观念束缚的能力竞赛。

这就要说到施展老师这门《国际政治学40讲》的价值了。你想,国际政治,它不仅是一门学科啊,它还是一个视角啊。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原来混沌的、一体的观念世界就被在两个维度上强行打开了。

一个是时间的维度。国际政治体系从大航海时代诞生以来,已经500年了。很多观念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这500年时间里面逐渐生成的。比如国家、民族、自由、平等,都是历史性地发生的。

还有一个是空间的维度。国际政治学讲的都是大国博弈,大国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管什么样的观念,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都有对立面,也都经历过批判和重塑。所以系统了解国际政治的发育过程,就等于是把自己脑子里的观念一个个地拿出来,展开到了的时间和空间的显微镜下,挨个去还原。看到我们脑子里观念的基础、对手和局限。

我自己听这门课,最过瘾的体验就是这个。下面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都知道大航海时代之后,英国最早搞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后来的自由贸易,当时有个名词叫“重商主义”。

但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鼻祖,在英国横空出世。他写了一本《国富论》,讲出了自由贸易的价值。于是英国人幡然悔悟,说,对,自由贸易造就繁荣。所以,搞出了一个单方面自由贸易制度。就是说,我英国往你那出口东西,你是否收我关税我无所谓,但是你往我这出口东西,我对你全都免关税。你听上去可能觉得英国政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高尚,一个国家居然会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如此之大的让步。直到今天,自由贸易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

那这套自由贸易的做法对不对呢?听了施展老师的课程后,你的答案应该是,看你站在什么国家的立场上,什么发展阶段下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那个观念系统,如果在国际政治演化的视角下,在时、空两个维度下一展开,你会看到另外一套事实。

首先一个问题:英国人当年为什么要搞“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

因为那个时候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国家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贸易上。贸易就是卖来卖去,可以说是同质竞争。所以在同质竞争的战场上,强化自己,打击对方,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且,贸易靠什么来保护?当然是战争能力。战争能力靠什么?真金白银啊。所以,拼命卖东西给别人,让本国囤积足够多的黄金白银,有能力在战争中击败其他国家,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经济基础。

那为什么后来英国又开始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了呢?你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在哪一年?1776年。这时候,瓦特的蒸汽机也搞出来了。工业革命开始了。

工业革命后,英国就出现了对其他国家降维打击的可能性。当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你会发现,单方面自由贸易,其实它一点也不吃亏。

英国当时出口的都是工业制成品,别的国家无论收不收关税,都得从英国这买,如果你的关税收得太高,你的国民还是会通过走私的方式从英国这里买。所以,你收高关税,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大量的走私犯,你就变成左右手互搏了。

反过来而与此同时,英国作为唯一工业国,进口的就是粮食和原材料,全都免关税,意味着它能从全球寻找最低成本的原料,对于生产成本的控制能力就是全世界最强的。

所以你看,单方面自由贸易,不是什么道德高尚,不是什么理论偏好,而是让英国能够放大自己的工业优势的理论,是英国当时局面的最优解。

而其他国家呢?如果不能接受英国是世界中心的事实,就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另搞一套。

比如说当时的德国。面对英国的降维打击,德国也出了一个经济学家,那就是李斯特。在学术上,你可以把李斯特看成是亚当·斯密的辩论对手,但这不是口舌之争,不是理论之争,放大看,其实是在19世纪初期,英国和德国的国运之争。

亚当·斯密说,国家只要提供一个公平的法律环境就行了,其他方面的参与越少越好,就让个人直接到世界市场上去折腾,这是最好的。而李斯特说不对,德国想要崛起,除了个人和市场,还有一种力量一定要利用,那就是国家的力量。在经济这方面,国家得出面当董事长,要对经济有个整体的规划。

那李斯特是否认市场的作用吗?这倒不是,他也完全承认市场的作用,认为这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手段。但是他提醒当时的德国人:如果大家都听英国那一套,那英国将永远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其他国家只能陪着英国跑龙套。

所以李斯特提出一个三步走的方案,既然德国现在的比较优势只在农业上,那就先进行自由贸易,先通过农业积累起足够多的资本;之后是第二个阶段,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用积累起来的资本,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等工业能力发展起来了,再进入第三个阶段,恢复到自由贸易政策。再在国际市场上和英国平起平坐地竞争。这一套简单说,就是李斯特所说的“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路数。

这个理论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对,二战之后,世界上“后发现代型”国家,基本都是按照这个路线图才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里面的作用从来不缺席的,自由贸易这个理论在后面,是被一改再改。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只看经济学课本,你会发现亚当·斯密和李斯特这两套理论,各占一个章节,两个理论说的不是一回事,好像这是观念之争,有对错之分。

但一旦我们学了国际政治学的那套体系,你会发现,观点之争的背后是人,人背后是当时的观念系统,观念系统背后是具体的历史情境,国家处境和时代难题。哪里有简单纯粹的是非对错?

学习施展老师的这门《国际政治学40讲》的课,能帮到我们的,不只是了解历史,开阔眼界,更是由内到外突破自己,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沉浸其中的观念。

好,这个话题,我们明天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