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807 为什么要和牛人在一起?


策划:裴鹏程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尽量和牛人在一起?

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是明摆着的,因为牛人就是人脉啊,就是资源啊,认识他们,讨好他们,我们就可以请他们在关键时刻出手帮个忙。人家是牛人嘛,一句话就可以让普通人少奋斗很多年嘛。

比如,在唐代的科举中就有一个习俗,叫做“行卷”,行走的行,试卷的卷。那些要参加科举的考生,把写好的诗文事先投送给官场各位大佬。万一大佬看一眼,嗯,不错,留下了个好印象,或者混个脸熟,那将来考中的机会不就大了吗?也不只是唐代人,今天那些天天跑各种会场,见人就发名片的人,也都是这个思维。牛人都是有资源的人,我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但是,如果这样理解人脉的话,可能就有点浅了。今天我们再往深看一层。

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网络的话,每一个牛人的出现,其实就是在网络上打造出了一个超级节点,那么在他的周边,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其他节点,就是生态位。亚里士多德不是说吗?“大自然厌恶真空”,一旦出现了空白的生态位,实际上就是在邀请别人去填补它。至于你和牛人认识不认识,他对你的观感好不好,他愿不愿意主动帮你,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和他在一起。

我们来举个例子。

达尔文的演化论,那是灿烂夺目,被称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当然是超级节点。根据我们刚才说的原理,一个超级节点一旦出现,周边空白生态位就自然出现。

比如,达尔文这个人身体不好,在性格上也有些软弱,自打提出“演化论”的思想,自己也没啥自信。面对社会舆论可能出现的反扑,更是焦虑得不得了。他知道,这套理论算是把上帝彻底得罪了。有一次他在日记里写:每到深夜的时候,我经常抱着妻子写给我的信,把它贴在脸上哭。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死了之后,我和我的妻子能不能在天堂相逢。所以,从他环游世界回到伦敦,到写出《物种起源》,中间有20多年的犹豫期。你就想他有多纠结吧。

你看,他一纠结,身边的一个空白生态位出现了,什么呀?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

这个人果然就出现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赫胥黎。他一看见《物种起源》这本书,就给达尔文回信:我昨天看完了你的书。我所看到的博物学上的著作, 没有一本给我这样深的印象。我最衷心地向你表示谢意, 因为你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至于你的理论, 我会坚定地支持,如果必须的话,我准备接受火刑。你看,这个态表的。

《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牛津主教召开了声讨演化论的大会。然后就上演了著名的一幕场景:

牛津主教质问赫胥黎,“难道你认为你自己是猴子的后代吗?”赫胥黎斩钉截铁地反驳:“我宁愿做猴子的后代, 也不愿做一个,以宗教偏见来吓人的无知主教的后代。”就凭这就话,赫胥黎就可以名留史册。所有他后来有了一个外号,叫“达尔文的斗犬”。

时隔一百多年,我们再来回顾这个场景,你会发现两个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和牛人在一起,不见得是要获得他们的帮助。我们甚至还反过来可以帮到他们。

第二,要说学术成就,赫胥黎肯定是不如达尔文的。但是,要说名气,赫胥黎在进化论历史上可是直追达尔文。

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早接触这套思想,是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说法,就是来自这本书。那这本书是谁写的?赫胥黎。你看,和牛人在一起,做牛人做不到的事,就可以搭上牛人的便车。

这就是填补生态位的作用。从这种角度来思考人脉这件事,是不是发现,其实主动权操之在我,而不是乞讨牛人给我们主动的帮助。

这个例子是给牛人补窟窿。但生态位思维,给我们的启发,比这个要多得多。

只要有超级节点,你不需要和它打交道,也可以占据自己的生态位。

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假设你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比如你是一个大主教,要修一个教堂,那你肯定需要搞一些大的艺术项目吧?那你肯定要搞艺术家的工程招标。

现在你知道艺术家中达·芬奇很棒,但是招标不可能只有这一家啊,你肯定还需要在艺术风格上和他能岔开的人。一打听,恩,米开朗基罗也不错。那就都来吧。达·芬奇作画严谨、科学、精确、充满理性。而米开朗基罗,风格上岔开了,他强调戏剧冲突的瞬间,笔下每个角色都有故事、有张力,是感性的表达。所以,那个时代,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经常成对出现在招标现场。普通人在聊起艺术的时候,也难免要一起说说他俩的八卦。其实这俩关系还不太好。

艺术家,当然是自己成就自己。但是市场需求的推动,对风格多样性的追求也很重要,所以只要有舞台,一定会在舞台上出现两个对等、甚至更多的生态位。只不过你在不在舞台上,如果你在,就有机会填补。

民国时候的京剧界也是一样。有了梅兰芳,那么跟经常跟梅兰芳唱对台戏的程砚秋,就有了一个生态位。后来又创立了“程派”。即使不是程砚秋,也一定会有个什么其他人,和梅兰芳双峰对峙,在京剧历史上留名后世。你看,和牛人在一起,你不用讨好他,甚至不用认识他,甚至不用和他关系好,历史舞台自然就会给你一个位置。

如果当年的米开朗基罗不是生活在佛罗伦萨,如果程砚秋不是非要和梅兰芳争个高低上下,他们的艺术成就,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地位了。

今天的话题更往深里说,甚至还能出现一个生态位,就是反对者。

举个哲学界的例子。黑格尔和叔本华。

1818年的时候,黑格尔到柏林大学当哲学教授,11年之后,又升任校长。他算是把哲学的地位抬到了制高点,当时有一大批粉丝。但是就在这段时间,柏林大学还活跃着另外一个人,就是叔本华,也是个哲学家。这叔本华年纪很轻,就专门跟黑格尔对着干,说黑校长是个疯子、诡辩家、江湖骗子。叔本华选择在黑格尔开课的同时,也在隔壁教室开课,搞了个教学擂台赛。

你想,一边是资历不深的叔本华,一边是比他年长十八岁的人气教授黑格尔。那叔本华自然就吸引不了多少学生。每次开课,黑格尔上课的教室那边人满为患,而叔本华这边三三两两,后来所有的学生干脆都跑光了。1833年,叔本华只好离开柏林大学。

那叔本华败了吗?从后来哲学史的结果看,其实并没有。

在哲学史上,他牢牢地占据了一个生态位——黑格尔的坚定反对者。所以,后来人们提到黑格尔,都会顺便把叔本华拿出来说说事。提到黑格尔的哲学,也会拿叔本华的哲学来比较比较。

你看,一个人越牛,他周围生态位的价值就会越大。你可以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挚友,或者是他的继承者,也可以是批评者。所以,待在牛人身边,并不是要讨好他,要他的帮助,而是占据他身边随时可能出现的生态位。

你看,做好自己的事,和最牛的人在一起,立身处世的两个基本点就有了。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就可以解开一个谜题了。

很多人觉得奇怪,历史上的那些牛人为什么总是在一个时代,甚至一个城市成群结队地出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只要一个牛人出现了,要想让其他牛人不成群结队地在他身边出现,也是难啊。

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