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71 司马光为何修《资治通鉴》?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继续向你推荐《熊逸讲透资治通鉴》。

我的同事李倩,她也是这门课的主编,她对熊逸有一个评价。她说,熊逸是准备了半生,才捧出了这门课程。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听了前天的内容就知道,熊逸在很小的时候,就半懂不懂的读过整部《资治通鉴》,这套书陪伴过他很多年。而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又读了大量中西方的各种各样的著作。所以,熊逸老师是集合了自己全部的知识积累,来给你做这一门课。随便从一个小切口进入,就能看到一个很大的知识世界。我们自己读《资治通鉴》,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那今天精选,你就能感受到这种风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课程中的一讲:司马光为什么要修《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和其他的史书有什么不同呢?有请熊逸。

你好,欢迎来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

上一讲,我们说到《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份,这个细节透露了这部由政治家操刀的史书,意图在于“资治”

而司马光的核心政治思想是:国家要求稳定。这跟早他1000年的另一位司马氏——汉代的史官司马迁,有很大差别。

这种求稳之心,跟司马光在北宋政坛经历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这一讲,我们就聊聊《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

历史学的意义

古代社会是经验型的社会,经验越丰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一个人的亲身经验总是很有限的,所以在亲身经验之外,更需要依靠历史经验。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任何一种新的难题,似乎总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解决方案;任何一种新的尝试,似乎也总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勾心斗角,历史经验越多,胜算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也是政治学、管理学和成功学。

司马光显然是一个早早就意识到了历史学价值的人。而且,他也对治史很有兴趣。

但以儒家的传统来论,史学的地位从来都排在经学之下。

经书,也就是被朝廷奉为意识形态圭臬的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才是第一流的著作。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所以,对于任何一名有上进心的读书人来说,钻研经学才是人生首选。更加现实的是,经学之路是一条升官发财之路,搞史学最多只能锦上添花。

在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北宋时代,史学特别不受重视。

这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国家管理层,科举的录取率又远远高于唐代,这很能燃烧读书人的希望。但科举不考史学,史学知识只能在策论里边发挥一些辅助功效,自然也就很少有人愿意为它耗时耗力。

不过,即便真想为史学耗时耗力,也没那么容易,因为系统性地掌握史学,要读的书不仅太多,而且太乱。

单是官方正史,当时从《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已经有了足足19部大书,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从体裁上看,这些史书通通属于纪传体,给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一立传,优点是容易理解人物生平,缺点是很难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所以,要想让历史经验真能为人所用,就有必要让历史书变得清晰易读,而要让历史书变得清晰易读,就有必要把现有的材料重新编排考订、去伪存真、删繁就简、提纲挈领。

这种繁琐而枯燥的工作,必须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完成。

完成这样一桩事业,可想而知,需要惊人的时间和精力。时间和精力从何而来?主要从失败中来。

古人写书,通常叫作“退而著书”。

所谓“退”,意思是说,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离开社会,躲进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里。

所以,古代那些著书立说,传授各种成功方法的,往往都是些失败和失意的人,期待自己的价值能在将来的社会被人发现。

失意者的机缘

司马光虽然早就有心编写一部简明版的古代编年史,并且早早就动了手,还很受皇帝的鼓励,但真正让他得以完成《资治通鉴》这部鸿篇巨制的机缘,恰恰是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彻底失势。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极简版的编年史,名叫《历年图》,献给刚刚即位的皇帝。

接下来,他又花了两年时间,拓展了《历年图》的内容,把战国到秦朝的这段历史按照编年丰富起来,再次献给英宗皇帝。

这个时候,这部未完成的书稿叫作《通志》。《通志》顾名思义,是对历史所做的贯通性的记录,当然不该仅仅截止在秦朝,后面的历史也要依照这个模式继续编写下去。但司马光已经发现,这决不是只靠一己之力就可以办到的。

于是,经过宋英宗的批准,他不但可以自己选聘助手,成立书局,还有权调用皇家秘府的藏书和档案。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年仅20岁的宋神宗请司马光为自己讲读《通志》,才听了开头“三家分晋”的事件就很受触动,觉得历史经验太重要了,实在是治国的法宝。

于是,宋神宗给《通志》重新命名,叫作《资治通鉴》,书名意思是:一部对治理国家特别有帮助的中国通史。

宋神宗还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又把自己做皇子时候的私人藏书送给司马光做参考资料。

从同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到底能够得出怎样的经验,这显然因人而异,差异甚至可以大到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程度。

高度赞赏《资治通鉴》的宋神宗认为,只有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地推进改革,才能富国强兵,创造伟大盛世。而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核心作者,却坚定地反对宋神宗的改革理想。

两个人的见解,在历史上都能找到足够的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没办法,这就是文科的悲哀。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

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

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

有人直上天堂,有人直下地狱……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宋神宗为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景,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王安石。从此君臣遇合,风云际会。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变法让所有的知识分子面临站队的选择,人群于是一分为二,支持变法的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称为旧党。新党迅速占据了重要岗位,旧党纷纷被排挤出朝廷。

司马光作为旧党大佬,屡经波折之后,终于在熙宁五年(1072年)落脚洛阳,做了一名无所事事的闲官,闭门著书,绝口不谈朝政。这一年,司马光54岁,从此还要在洛阳寂寞生活15年。

司马光的洛阳生活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给自家花园取名独乐园,表明自己甘于寂寞,不凑新党的热闹;二是把书局迁了过来,从此全力以赴,以职业作家的姿态编修《资治通鉴》。

两种治史风格

在一首司马光写给他的邻居邵雍的诗里,司马光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

意思是:我把写作当成职业,这种职业是需要枯坐书斋、足不出户的,但我因为很欣赏你,所以为了陪你,我才忙里偷闲,和你一起上楼看看风景。

这位邵雍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北宋五子”之一,他也很欣赏司马光,说司马光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这句评价,给我们创造了“脚踏实地”这个成语。

司马光从性格到做事,一以贯之的特点确实就是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走得准,并且持之以恒。所以相较于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大步流星和高瞻远瞩,司马光难免显得迂腐,既没有美感,也缺乏豪情。

更有意思的是,夸赞司马光脚踏实地的这位邵雍,至少在学术上,偏偏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邵雍也在搞一部编年史,名叫《皇极经世》,篇幅虽然不大,但构架和规模远远大于《资治通鉴》,不但给历史编年,还给未来编年,一直预言到世界末日,展现出人类社会从始到终盛衰兴亡的宏大规律。

邵雍给宇宙所做的编年,并不是从历史细节当中小心考证出来的,而是根据汉代的易学算出来的,是一套非常规整的数学模型,虽然很有数学之美,更有高深莫测的神秘感,但和真实的天文历法往往合不上拍。

所以邵雍虽然位列“北宋五子”之一,但他的学术贡献对儒学的影响并不太大,反而是民间的算命先生常常打着他的易学旗号招摇撞骗。

司马光给历史做编年,才真正做到了脚踏实地,邀请专家助阵,采用了当时最前沿的天文历算成果,从史料的细节当中仔细考订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这是一件很繁琐,也很无趣的工作,读者通常也不会特别较真,但司马光非要精益求精,不敢出半点纰漏。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完稿,总共294卷,还有配套的《通鉴目录》30卷和《通鉴考异》30卷。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资治通鉴》刻版完成,开始印刷发行。而这个时候,司马光已经过世7年了。

当然,修订一部千年通史,纰漏总是免不了的,但无论如何,在政治失势的岁月里,司马光脚踏实地写出的《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部不失典范意义的严谨史书,邵雍的“宇宙简史”却不再有几位读者了。

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熊逸老师的这门课程上线以后,很多用户都留言说,他们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渴望,就是这辈子一定要读一遍《资治通鉴》。

那过去,你如果是自己读,往往很难下定决心,很难有勇气,去翻开这部大书。但是,这次是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起出发,机缘难得啊。通读过资治通鉴的当代中国人,将第一次成规模地诞生在得到用户中,很骄傲啊。

现在你在首页搜索“资治通鉴”四个字,就可以看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这门课程。已经有近2万人在那里了。跟上队伍,一起学习吧。

罗胖精选,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