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84 晋阳城的危机时刻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的内容来自《熊逸讲透资治通鉴》。这是一门我们最新上线的课程。熊逸老师要用三到四年的时间,陪你逐段通读《资治通鉴》。

这个大工程,想想就兴奋。中国读书人,多多少少心里会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这辈子要通读一遍《资治通鉴》。但是这个工程太大,难度太高,所以,念头虽有,但是很难下定决心开始。

来,熊老师主持的这个工程,就是一帮人并着肩把《资治通鉴》轻松通读下来的机会。

今天我请你免费听其中的一讲。讲的是晋阳之战。晋阳城被围,城外虎视眈眈,城内岌岌可危。但是奇怪,关于这段历史,《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说法不一样。为什么呢?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资治通鉴》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了。

好,有请熊逸老师,为我们解这个谜。

上一讲谈到,大水灌城的危机时刻,关于晋阳城内的人心向背,《资治通鉴》和《史记》竟然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

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历史各执一词

《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城里的灶都被水泡了,没法生火做饭,但晋阳人民依然没有叛乱的意思。

但《史记》的说法是:灶没法用,只能把锅吊起来做饭,粮食也没有了,到了“易子而食”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能人吃人了。但因为谁都舍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互相交换孩子来吃。

在这样的绝境下,赵无恤的家臣全都生了异心,对主君越来越不尊重,只有一个叫高赫的人依然保持着人臣的礼数。(高赫,《史记》作高共,《集解》引徐广曰:“共一作赫”。)

到底孰是孰非呢?

如果拿《国语》来参考的话,就会发现,不但内容和《资治通鉴》一致,就连措辞都一模一样,显然《国语》的这一段就是司马光采信的原始材料。

但如果拿《战国策》来参考的话,又会出现第三种版本,说晋阳城已经被困三年,城里的人在高处筑巢,勉强栖身,把锅吊起来做饭,粮食快要消耗光了,士兵们病恹恹的没有力气。

司马光之所以采信了《国语》的记载,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是《国语》年代最早,如果没法做出准确考证的话,那就使用最早的史料;

二是《国语》的版本没有伦理瑕疵,而《史记》的版本就很让儒家学者为难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赵无恤只要投降,就可以保得住全城军民的性命,不投降的话,就意味着赵无恤为了保住自己家族的土地、财富,不但不惜和智瑶开战,甚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子民易子而食。

司马光并不像今天的知识分子一样,能够充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古代世界充满着简单直接的二分法,诸如君子和小人,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坏蛋。

在晋阳之战的问题上,既然智瑶做了标标准准的反派,那么赵无恤总不该也变成一个仅仅和智瑶利益相左的反派。

在司马光看来,历史是要教育人的,既然要教育人,价值观就必须端正,记述历史必须观念先行。

再看司马迁,他就没有儒家哲学那些条条框框,所以《史记》的道德色彩和教育意义经常被后人诟病。

联军的貌合神离

晋阳城里的状况先放在一边,让我们随着《资治通鉴》把视线转到城外,智瑶正在战车上巡视敌情。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乘车规则:当时的战车,车厢里边定员三人,这三个人地位相当,中间位置是驾驶位,左边的人叫作车左,负责射箭,右边的人叫作车右,持戈。

这样的组合,不但既能远攻,又能近战,还可以保持车厢稳定,不容易发生侧翻。如果有地位尊贵的人,比如国君或者主帅上车的话,车左的位置就变成了老板位,车右充当警卫员的角色。

在三家联军里边,地位最尊贵的当然就是智瑶,他的位置在车厢的左边,中间驾车的是魏桓子,韩康子作为车右。

智瑶看着水漫晋阳城的盛况,越看越高兴,不禁在志得意满中发出了一声由衷的感慨:“我今天才知道水有灭国的力量啊。”

车厢不大,魏桓子和韩康子听得清清楚楚。

魏桓子在车厢中间驾车,双手都要拉着缰绳,右手的手肘忽然碰了一下自己右边的韩康子。韩康子没说话,抬脚轻轻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背。

在这似乎无意间发生的小动作里,两个人心照不宣,完成了复杂的信息交换。

原因很简单,智瑶刚刚那句话,已经把水漫晋阳的具体个案升华到了抽象高度,变成了一整套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智瑶看上去还很想把这套经验推而广之、发扬光大。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只要照搬晋阳战术,就可以引汾水淹掉魏氏家族的重镇安邑,还可以引绛水淹掉韩氏家族的重镇平阳。

魏桓子和韩康子马上就想到了这一层利害关系,也知道了对方正在和自己一样担心。

这两个人的担心可能太挂相了,以至于被智瑶的家臣絺(chī)疵看了出来。

絺疵立刻通报智瑶,说韩、魏两家准会叛变。

智瑶很奇怪,问絺疵为什么这样讲。

絺疵说了一句又漂亮又朴素的话:“以人事知之。”

意思是,不需要什么证据,单从人之常情就能够推出这个结论。

絺疵的道理是:先看大局面,如果赵家被消灭了,那么韩、魏两家的好日子也就不长了;再看小局面,现在,联军的三家人虽然做了约定,灭赵之后把赵家的土地一分为三,这明明是一件共赢的事情,但是,晋阳城明明指日可下,韩康子和魏桓子不但没有胜利在望的喜悦,反而忧心忡忡的,这不是明摆着要叛变么?

第二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智瑶过于自信了吧,竟然把絺疵的话直接讲给了韩康子和魏桓子。

两位族长赶紧给自己辩解说:絺疵这些话分明是在为赵家游说,意在瓦解联军的同盟关系。如果真的遵循人之常情,韩、魏两家巴不得赶紧灭掉赵家,瓜分赵家的土地,这不但利益巨大,而且唾手可得。

而叛变能带来什么呢?不但眼看着就能到手的好处得不到了,而且叛变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谁会做这种傻事呢?

这套辩解听上去竟然也很言之成理,所以轻易就打消了智瑶的疑虑。但是很显然,絺疵的话才更加符合人之常情:人们对损失的担忧总是大于对利益的期待

当韩康子、魏桓子告辞之后,絺疵进来对智瑶说:“您怎么把我的话告诉那两个人了?”

智瑶又吃了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

絺疵回答说:“他们两个刚刚出来的时候看到了我,先是端详了我一下,然后步子加快了,所以我就知道了。”

絺疵的两次出场,表现出了惊人的洞察力。

洞察力来自两方面:一是通达人情世故,二是擅于察言观色。人在乱世求生,单靠这两点显然还不够,还要随机应变,明哲保身。

絺疵见智瑶听不进自己的话,就赶紧申请了一个外派的差事:出使齐国。当然,表面上是出使,实际上是避祸,不想给智瑶陪葬。

武士道的凋零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絺疵的选择,最难理解的一点就是:他既然为智瑶尽了力,该说的话都说了,也预见到了智瑶的结局,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辞职呢?

反过来说,如果絺疵真有忠义精神的话,为什么要在大难临头之际借故开溜呢?

先说辞职问题。

主君和家臣的关系并不同于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员工可以辞职,但家臣没法辞职。一旦做了家臣,不仅要为主君效劳终生,还必须至死不渝。

中国封建家臣的这种操守,在日本叫作日本武士道,在西方叫作骑士精神。

《国语》有一段记载,晋国贵族中行穆子带兵灭掉了鼓国,把鼓国国君带回晋国,临走的时候做了安排,要鼓国原住民原地居住,各安其事。

结果有个叫夙沙釐(lí)的鼓国臣子,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非要跟着鼓国国君一起走。他的理由是:作为臣子,他对国君有义务,对国土没义务,当然国君走到哪儿,他就该跟到哪儿。

如果顾名思义的话,大家向来都说“君臣”,没有说“土臣”的,可见臣子是效忠于主君的,而不是效忠于土地的。

中行穆子反问他说:“我不是已经给鼓国另立新君了吗?难道你不应该留在原地向新君效忠吗?”

夙沙釐的回答,原话是:“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

也就是说我献身给狄的鼓国,并没有献身给晋的鼓国,并没有二心。献身国君至死不渝,是自古的法则。

这段话里的第一关键词是“委质”,字面意思是:把自己当作礼物献出去,从此自己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委质的对象。委质所表达的,是人身所有权的转移,君臣关系从此确立。

第二关键词是“策死”,意思是:委质之后,自己的名字被主君记录在案,从此效忠主君,至死不渝。这种义务,是对特定个人的义务,而不是对特定身份的义务,更不是对国家民族的义务。

在夙沙釐看来,这是“古之法也”,是传统道德对人的要求。显然中行穆子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这种传统道德在晋国已经瓦解了。

所以到了晋阳之战的时候,絺疵作为家臣,虽然还没法潇洒辞职,但在个人命运和主君命运之间还是果断地选择了前者,就像礼崩乐坏时代的很多晋国前辈一样。

絺疵虽然是史料当中一个一闪而过、无关大局的角色,但他的选择,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缩影,很值得深挖一下。

作为现代人,你怎么理解絺疵的选择,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能想出水攻之计的智瑶,是不是就要一举拿下晋阳了呢?下一讲,我们来说晋阳之战的大反转。


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晋阳之战,在《资治通鉴》里只有1400来字。但熊逸老师花了整整12讲来介绍这段历史。那这么大篇幅,都讲了什么呢?当然不是翻译成白话文这么简单。

熊逸老师会告诉你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的立场。为什么对同一件事,《资治通鉴》和《史记》的记载截然不同?

熊逸老师还会给你讲,水攻围城是一种什么样的打法?《墨子》和《孙子兵法》对水攻的认识有什么不同?《水经注》对中国古代地理的描写是否可信?还有1972年山东临汾出土的竹简,为什么能证明司马光说错了?

此外,熊逸老师在讲《资治通鉴》的时候,还会引用苏格拉底的主张、莎士比亚的台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横向比较中,带你认识中西方社会。

你看,跟着熊逸老师读《资治通鉴》,会比自己一个人读,有收获得多。更何况,现在已经有3万多人上车了。你不跟上吗?

本次《资治通鉴》列车,刚刚发车,才讲了原著中的1400字,你现在上车,完全来得及。现在你到得到App首页,搜索“资治通鉴”四个字,抓紧上车,我们一起去往下一站。

罗胖精选,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