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194 在成都感受百年前的中国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这期内容,你身边如果有成都和四川的朋友,一定要转给他听一听。这一讲出自得到App课程《顾衡好书榜》。

顾衡老师推荐了2本书,讲的是成都这座城市100年前的样子。100年前,城市的街道怎么治理?那时候和警察和我们今天的有什么不一样?还有茶馆文化是怎么兴盛起来的?这些问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顾衡老师是怎么说的。

你好,我是顾衡。又到介绍好书的时候了哈。

前面我介绍过英国人扶霞·邓洛普写的《鱼翅与花椒》。这是一本讲成都美食的书。今天我再介绍两本讲成都的书。

你可能会问,顾老师你对成都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么偏爱?确实,我非常喜欢成都这座城市。一说起成都,大家都是十二个字:“东西好吃,女娃儿好看,生活安逸”。这十二个字,当然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但是成都,或者整个四川,最让我喜欢的还是人。

我一直很喜欢四川人,却说不出理由。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后来还是看托克维尔的时候觉得,哎!找到了答案了。托克维尔说,一种老的文化一旦被传播到另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它往往会被保存得更好。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描述的中国人是那样的可爱,他们既有谦抑平和的一面,也有幽默狡黠的一面;既有懦弱胆怯的一面,也有拍案而起勇于任事的一面。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行为准则,是千百年来用《论语》规训出来的。

以前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脾气秉性呢?一个好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今天或许只能从四川人身上还能找到些蛛丝马迹了。这也算是一种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吧。

好,下面是两本讲成都的书。

1《新政之后》[美]司昆仑

司昆仑是个美国人,和英国的那个扶霞一样,来了成都就深深地爱上了。扶霞是研究成都的吃,司昆仑则是研究成都的城市史和行政史。这本《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讲的就是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在成都蓬勃兴起的城市化运动。

那以前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的城市是没有公共厕所的,随地大小便就避免不了。街上到处是人的屎尿,一个可想而知的后果就是,城市居民们就把猪养在街道上。成都在推行新政之前,市容市貌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有识之士就说我们要全面学习日本。人家东京有公厕,有电车,马路上人车分流井然有序,我们的马路上还是人走猪跑,屎尿横飞,这成何体统?所以,成都就立志以上海租界和日本东京为榜样,彻底改造城市,司昆仑的这本《新政之后》,讲的就是这段故事。而故事的核心,则是一个叫周善培的官二代,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在成都组建警察队伍的故事。

中国在有警察之前,一直实施的是叫保甲制,就是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到了城市这一层,则设立一个保甲局,相当于今天的成都市公安局。是这样的一个制理体系。保长甲长算编外公务员,看见大小官员要下跪,体面人哪里肯干这个。所以保长虽说管着一千户,社会地位却非常低,得不到街坊邻居的尊重。

那么,随着商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保甲制就越来越不适用了。于是就改成了街正制,就是每条街道选派一个人出来,负责纠正街坊的不当举止,处理轻微的纠纷。每到晚上,街两边就锁上铁栅栏,晚上出门的人要说清楚为什么要出去,并且还要给街正一点小钱,因为麻烦人家给你开门了。

这个习惯成都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今天,在成都的老小区或者单位大院,只要是有个大铁门的地方,晚上都是锁住的。你要进要出,就需要给看门人一块钱小费。

前面说的这个周善培说是个警察局长,但其实他对成都的城市化改造远远超过今天公安局管的范围。比方说消防和环卫,这在当时就是警察局的职责范围。

那个时候的警察,费用和今天一样也是来自于税收,但是不一样的是,警察需要自己一家一家店铺和居民家去收这笔费用。和今天的物业公司差不多。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店家和居民不肯交钱,怎么办呢?周善培特别讲道理,他说:“只有我们警察的服务配得上这笔费用了,我们再去收钱”。有一次警察们去收钱,店家罢市抗议,周善培就说算了,钱我们不要了。

那没钱,光靠县政府省政府拨款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四个月后,周善培改了个名目来收钱,叫灯油费。成都市2000路灯,我们警察每天点灯灭灯辛苦也就算了,灯油钱你们总得出吧?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的,让市民们接受了“接受警察公共服务需要付费”的概念。

当然,为了能把钱收上来,周善培最主要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每个警察分局都请一个这一片最德高望重的居民出任“局正”,由局正来统辖各个街道的“街正”。

以前看见官员就下跪的保长甲长,和只管开门锁门收一块钱的街正,都是大家看不起的人来充任,现在的局正街正,却是在当地民众中威望最高的人来担任。这下子,警民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警察收费用,也容易得多了。

另一个办法是从严治警。当时如果能当上一个警官,月薪50大洋,这在成都是非常体面的工作。要想当警官,你就得去读警校。1909年,警校的考试是写两篇文章,周善培就是用这个办法,用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慢慢替换掉了以前大字不识一个的兵啊勇啊这些衙役。

另外,周善培比照日本,制定了详细的警察行为规范。

成都刚成立警察局的时候,它的职责范围今天实在是无法想象。除了禁烟、在暗娼家门口订铭牌告示街坊这里住着坏女人、检测井水水质这些你想得到的,成都市警察局还给乞丐儿童买了乐器和请了音乐老师,成立了乞丐乐队。结果这个乐队里的小号手成了各个部队的抢手货,纷纷开出高薪让小孩子去部队上去当号手。

还有,行医许可证也是警察局管发放。谁有资格行医谁没资格行医呢?那就考试。

1907年,成都市警察局就举办了一场这样的考试,600个郎中,只有397位得到了行医许可证。那没拿到行医许可证的郎中,是不是就不能给人看病了呢?也并不是。如果你无证行医的话,只有病家投诉后,警察才会介入。

成都市第二任警察局长高增爵就亲自处理过这样的案子。他拿着医书,问了郎中几个问题,发现他驴唇不对马嘴,就把郎中骂了一顿,责令退还诊金,也就算了。

像今天的物业公司一样成立起的成都市警察局,表现怎么样呢?

应该说非常优秀。一年需要上报中央的大案要案,只有50起。1911年保路运动兴起后,成都市总罢工,时间长达两周,整个城市瘫痪了。然而,却没有发生一起暴力事件。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

2《茶馆》王笛

说到这本书,我首先要感谢正在川大读博士的冯昊老师。如果不是他的推荐,我可能真的要错过王笛这个宝藏男孩儿了。

前面那本书的作者司昆仑在川大读博士的时候,王笛是他的辅导老师。相比之下,司昆仑更偏重城市的行政史和政治史,而王笛则更偏重城市的文化史。

关于成都这个城市,王笛老师写过好几本书,都非常好。我选了这本《茶馆》,是因为它的视角与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是有呼应的。通过对茶馆这个微观的公共空间的流变的观察,让我们得以再次进入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老话题。

成都是中国茶馆最多的地方,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晚至2003年,王笛先生有一次在四川乡下,还见到过1毛钱一杯茶的茶馆。

那在成都,是不是富人去贵的茶馆,穷人去便宜的茶馆呢?却也并不是这样。至少在1900-1950年间,成都的茶馆并不以价格形成社会阶层的区别,它更像英国的酒吧、法国的咖啡馆,是街坊邻居们社交的场所。

人们可以叫一杯茶在茶馆泡上一天,看报纸打麻将,和熟人陌生人冲壳子(成都话聊天的意思),还可以看戏、修脚、掏耳朵,肚子饿就可以从沿街叫卖的小贩子那里叫一碗醪糟汤圆或者一碗面。一个人天天泡茶馆,连吃带喝,一个月也不过就是花5块大洋,比上海工人一个月的烟钱还省。

所以,20世纪上半叶,成都的茶馆很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法国农村的公房。就是晚上家家户户为了节省灯油,大姑娘小媳妇带着针线活到公房里来共享灯光。女人们聚集之后,小伙子们也就来了。于是形成了社交中心。

相比之下,成都的茶馆一是只有男客没有女客,那时候,女人还不被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二是,法国的公房只发展出了男女调情的功能。而成都的茶馆却成了商人谈生意、朋友见面、学生写作业的地方。

当然,茶馆更是前互联网时期的人肉的BBS。在那里,茶客们从国际形势到鸡毛蒜皮,无所不吵,无所不聊。

谁家的小孩子在街上跑累了、口喝了,或者有穷人穷得连杯茶都买不起,还可以在茶馆里喝客人剩下的茶,成都人管这个叫“加班茶”。

这本《茶馆》写得实在是好!

除了把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进行研究之外,王笛老师还研究了茶馆作为一门小生意的财务状况和税收负担,还讲了茶博士和茶馆里的性骚扰和对女茶房的性幻想。

尤其是,当一个头面人物来到茶馆,茶客们“喊茶钱”,就是争相买单的意思。因为里面有很多人是假打,心里并不情愿。那么作为有经验的堂倌,你就要迅速地判断应该收谁的钱,不收谁的钱。这里面大有学问。很多年前我看过崔显昌先生专门讲过这里面的道道。这次在王笛老师的书里又看到,实在是备感亲切。

好,我是顾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