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2 发现青春中国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振宇。

欢迎来到《启发俱乐部》的现场,今天是第32场。感谢今天到场的75位观众,感谢你们下了班,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听我聊天。按照传统,我们会给每一位到场客人发一枚徽章。这是顺序编号的徽章,今天的编号是3957到4032号。

此刻,在得到的深圳、广州、武汉学习中心,还有170多位同学在线下集中收看启发俱乐部。向你们问好。

最近这一年,有一个话题很热,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

去年,中国人口增长,才1000万多一点,1003.5万人。听着不少。一千万人,响当当一个大国家了。但是你知道2019年出生了多少人吗?1465万人。两个数字一对比,你会发现:这是断崖式的下跌啊。当然,这有疫情的原因。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引发了一种担心:中国的人口滑坡问题是不是要比我们原先想的还要严重?

中国每隔十年搞一次人口普查。第七次人口普查刚刚做完,本来是4月上旬要宣布结果,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拖,现在已经到4月底了还没有公布。这两天整个经济学界都在等这个数字,也有很多不好的预测,甚至有人会说会不会就在今年,中国历史性地迎来了人口的下跌。

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当然关心。我给你算算我这个岁数的人会面对什么。我今年49岁,再过30年,80了。现在30岁的人,那时候也都60了。咱们到那个时候可都是老人了哈。

2050年左右,那个时候的中国大概有5亿老人。放眼一望,全社会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老人。

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有人吓唬我说:到了那个时候,谁也别说自己“财富自由了”,“我有房养老”什么的。那个时候,颤巍巍的我去打针,万一服务费涨到了20万一针呢?一套房,才能打几针?而那个时候因为年轻人变少,一套房还能不能值现在这个钱?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国家层面,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忧。

1.人口难题有解吗?

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长期来看,人口对于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达到90%以上。

经济学界还有一个说法,说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判断。据说,有人问拿破仑,你喜欢你的哪个女人?拿破仑说:“生孩子最多的那个。”就连希特勒也说:“生育率决定一切。德国的命运取决于奶瓶。”这和几十年前的一个中国农村老汉的判断是一样的。

我曾经跟一位美国人聊过。我说,你们美国对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恐惧感呢?刚刚参众两院还通过了中国竞争法案。他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可以想想嘛,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中国的5倍,发展速度也是中国的数倍,还在各个领域迎头赶上,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也害怕?我说,确实怕怕。他说,所以,美国人也怕怕。

没了年轻的、有活力的人口,国家的前途就暗淡下来了。这个逻辑不难理解。第一,没有了一定的人口数量,经济分工就不可能那么细了。第二,没有年轻的人口,经济需求就降下来了。第三,没有年轻的人口,创新的动力也就失去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老龄化和医药产业之间的关系。在直觉上,老龄化社会到来,对医药相关产业是大大的利好啊。人越老,病越多,钱更多地花在健康上了嘛。但是不好意思,这不是事实。医药行业是有它的天花板的。什么?就是国家医疗保险体系的支付上限,而不是全体国民医药需求的总和。道理很简单,在现代化的国家里,支付医药费的大头是医保,而不是个人啊。所以,一个国家的财政力量是不是上涨,才是医药行业有没有前途的指针。而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老龄化严重,财政力量就会受限,所以,老龄化绝不是医药行业的福音。日本就是现成的例子,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但是医药行业的增长却是停滞的。所以你看,只要放大视野看问题,任何局部都不可能在一个衰败的整体中获利啊。

二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向现代化方向冲锋的国家,都瞄准了美国。但是最后都被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拖了后腿。

日本1995年的人均GDP曾经是美国的1.5倍,现在2020年已经降到61%,今后很有可能低于美国的40%。韩国2011年左右到美国的50%左右,也徘徊不前了。欧盟2008年是美国的76%,现在是53%;德国是欧洲的翘楚,人均在2008年曾是美国的94%,但是,2020年降到71%。这背后,都有人口老龄化的因素。

这就带来一个隐忧:中国这些年也在对美国急起直追,这是一个超级长跑的过程,那么会不会因为人口问题,变成了短跑呢?

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不鼓励生育呢?这么大的国家,政策出台要一步步来。我估计,国家鼓励生育的大政策,很快就会来。

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仅仅从政策上鼓励生育,有效性不大。像什么德国、日本、韩国、丹麦,给多生孩子的家庭减税,发现金补贴,国家拨款请保姆带孩子,甚至搬出爱国主义(“为了丹麦,做吧!”),统统没有用。过去二三十年间,全球的生育率大幅下跌。

有一个词,叫“灰犀牛”。请注意,它可不是那种不可预知的风险,那叫“黑天鹅”。灰犀牛指的是你明明知道它会发生,但却无法作为,眼睁睁看着它发生的风险。我们就正在准备承受这样一次巨大的撞击。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前面一个专家讲的就是人口形势。他讲完,全场人都屏住了呼吸,心情跌落到谷底。然后我上去讲,你说我咋讲?讲了大家也没有心思听了。

我只好说,天色不早了,要不大家回家生孩子去吧?

然后接着我说了一段自己都觉得是强词夺理的话。我说,刚才那位老师说的都是事实,我也认同。但是我脑子还有一个小人儿在告诉我另外一个道理:人类预测长期未来,从来就没有对过。如果大家都恐惧一件事会发生,这件事大概率就不会发生。比如,石油会用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

话虽这么说,但我自己也是有忧虑的。最近,我和何帆老师聊了一次天。他发了个大愿,每年写一本书《变量》,一份《何帆报告》,记录中国变化,一直坚持30年。往年,他的这份报告在发布之前,内容全部保密,谁问也不说。就像厨师炒菜,只给你端菜,不让你进后厨。今年,何帆老师说要换一种玩法,他想从去菜市场买菜开始,就邀请咱们得到APP的同学参加,洗菜、择菜、切菜、炒菜,都一起来做,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前两天,他在得到APP知识城邦发了一个英雄帖,列了25个问题,请大家投票,看看大家最关心哪些问题。欢迎你关注他的知识城邦,参与这项知识工程。(点击下方图片,即可查看何帆老师发布的25个问题)

何帆老师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说,不能这么看问题。如果你就把它看成是灰犀牛,那就像我们看过的那些潜艇战的电影似的:明知道深水炸弹已经扔下来了,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就看命了:“抱紧柱子,等待撞击。”

但凡事都有另外一面。解决超级长期大难题的策略通常都是:想想怎么把负债,变成资产?

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号称是“基建狂魔”,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甩美国几条街。但问题是美国当年也是基建狂魔啊。等建设期过去了,大量的工程师、建筑队将来退出了,基础设施的老化问题怎么办呢?这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基础设施确权,交给人,不管是具体的政府开发区,还是国企,还是民企,当做资产交给他们去运营。他们自然会找到办法。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多的老年人口,真的是社会的负债吗?细想一下,不是啊。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人这一生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时间啊。那退休那一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大笔时间。我们这辈子想干但是没有时间干的事,终于有时间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度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当然不是想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时间杀掉。打麻将吗?跳广场舞吗?那是活活把一笔“资产”变成“负债”啊。

我们得反过来操作:想想怎么把“负债”变成“资产”?就现在的医疗条件来说,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变故,我们的80岁之前,是可以保持工作能力的。

我自己其实就在为那一天做准备。我61岁那年结束最后一届跨年演讲,我把那个舞台交给下一任接班人。我呢?估计那个时候得到学习中心全国各大中心城市也都有了。我就做一个安静的美老头儿,每个星期胳肢窝夹几本书,到各个学习中心,给愿意听我聊天的年轻人讲讲我这星期读到的书,受到的启发。那个时候,就不收票钱了。因为质量也保证不了了,哈哈。愿意给我免费打针的年轻人优先。哈哈。

最后用颤巍巍的手给到场的年轻人别上一枚启发俱乐部的徽章。

你看,这不就是把一笔负债,变成了资产了吗?欢迎所有愿意这么过退休生活的人,现在也可以准备起来了。我们到时候可以把各地学习中心的场地开放给大家。准备要趁早。到时候估计竞争还是挺激烈的。为了和王老头或者李老太太讲同一场,没准会打起来的。哈哈。

所以你看,现在那些憋着劲儿要做养老产业、银发产业的人,都在想,要给我们打针吃药,要给我们装助听器、假牙、足力健,要给我们准备混吃等死的床位。这是想错了方向了。我们哪有那么容易躺倒?

何帆老师说了一个创意:真正稀缺的老年产业,也许是生涯规划。对啊,大量60岁退休的人,精力充沛、社会经验丰富、支付能力强悍、为什么不给他们出主意、做产品,帮他们过好后面的40年呢?

当你把老年人看成是资产的时候,你还会在老年人身上发现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不会回到社会的主赛道上了。想回公司996也不可能了。他们将用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思考一件事:怎么不在主赛道上,但还能创造价值?这不就是社会渴望的创新吗?

但是,如果不创业,也不加入效率型的公司,老年人怎么创新呢?

我就想到过一个主意。等我老的时候,我可以联合一些老同志,就像前些年搞扶贫一样,一对一地帮扶年轻人啊。比如,大家自由组队,自由选择,每周订个日子,到我家吃饭。有问题可以问,有难处我可以看看我有啥社会关系可以帮忙,甚至可以找我帮忙修改一下演讲稿。

你不要小看这个模式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国,没有外婆的帮助,很多上班族怎么带小孩?不再挣钱,但不意味着不能参与价值创造和社会创新嘛。只不过,缺一些机制和产品,把这种“滴滴打老头老太太”的模式落地而已。

这就是何帆老师所谓的把“负债”变成“资产”。

当然,人口问题,不只是老年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生孩子?

2.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

请注意,我们今天其实不是在讲人口问题。我们是想通过这个问题,找到另一个更大问题的答案:当代中国青年人的生存处境问题。五四青年节快到了嘛,这个问题应该被系统地琢磨一下。

要知道,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全民努力的问题,是某一个特定代际的问题,比如,现在的中国,人口问题只能寄望于90后这一代。他们要是不生,我们70后着急,没有用。

这个问题,我看到的答案有很多,比如现在的房价很贵,年轻人很累,教育费用太高,等等。这些答案吧,看起来都有道理。但是感觉都缺一点解释力:你想,过去农村里,穷不穷?累不累?我们这代人出生的时候,父母穷不穷?累不累?为什么还能生那么多娃呢?

还有,世界各国的数字都表明,穷人比富人更爱生孩子。

你看,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是没法解释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本来想想就算了,但是最近我偶然读到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书,得到了另一个思路的启发。今天就向您汇报一下。

我在得到的电子书库里面,有一天偶然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莫兰的一本书,叫《人口浪潮》。里面详细阐述了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口诅咒。

现代化刚开始的时候,卫生条件很差,虽然生育率高,但是是婴儿的死亡率也高。

到了第二个阶段,卫生条件好起来了,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暴涨,婴儿潮就来了。

到了第三个阶段,死亡率低了,出生率也低了,人口增速大幅下降,现代化的巅峰就到了。

但是很可怕,接下来的是第四个阶段,当年的婴儿潮,现在变成了老人潮和死亡潮同时出现,一个现代化国家就慢慢衰落了。

你会发现,出生率减少,不是什么经济条件的产物,这就是现代化本身的结果。这四个阶段的模式,在日本、在苏联、在欧洲一再地被验证。“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好的避孕药”。

如果这么说的话,那现代化是什么?从一个超长的历史阶段来看,现代化不是什么一眼看不到头的上升台阶,现代化就是中国武侠小说里的“七伤拳”啊。把内力逼出来,短时间突然释放,获得的是眼前的胜利,但是代价是一个民族的长期生命力。这么说来,现代化不过是一个民族放的一个烟花而已。

你看,人口出生率下降,不能在中国的国情里,而要到“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找原因。

看完了保罗·莫兰的《人口浪潮》之后,有一个问题就蹦出来了,为啥美国不这样呢?美国60年代开始生育率一度下降,直到1976年仅剩1.74,比欧洲还低。不过,此后美国开始鼓励生育,尤其里根上台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使得生育率回升到1989的2.0, 到2007年一直保持在2.1左右。相比之下,欧盟从1976年的2.06滑落到1989年的1.65,再到2007的1.51。2005年,亚洲的日本也下降到1.26。在美欧日这个板块中,美国是最高的。

那为什么呢?这个原因不能从政策方面去找,大家都是人,谁也不比谁傻多少,如果一项政策铁定有效,别人不会抄作业啊?

美国之所以能把出生率拉回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是大国。大国在解决超长期、超复杂问题的时候,回旋空间就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人口问题的时候,真正能够指望的不是什么特定的政府政策。

最近,有朋友在聊天,说就得国家下狠心,党员干部带头,不生二胎不准提处级,各片区包干,像压GDP一样压各个地方人口出生率。

还有一个哥们出了一个特损的招儿,说应该家里有弟弟妹妹的高考加10分。你生一个孩子,担心孩子成绩有点悬,想给加10分,不用什么才艺、小提琴、舞蹈,生个孩子加10分。等孩子大了,也不能对不起老二,再生一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这种政策,说实话,让政策部门去考量。我们真正的希望是来自于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回旋空间永远是大的。

3.为什么35岁以下才算“青年”?

最近我又翻到了一本有趣的书:《思行者》,作者是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他是一个“用脚底板做学问”的学者,也是当代中国研究青年问题最著名的学者。你可能还记得当年有一个很火的概念叫“蚁族”,就是低收入的大学生聚居群体,那就是廉思教授做的研究。

过去10年,廉思课题组研究了32个青年群体,包括蚁族、工蜂(青年教师)、洄游(返乡青年)、蜂鸟(外卖和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等等。这本《思行者》就是他过去10年研究最精华的成果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启发,我们先从一个现象说起:

35岁现象。很多用人单位将招聘门槛设定为“年龄在35周岁以下”。35岁以上不能落户,35岁以上不得报考公务员,35岁以上不招收全职员工,35岁左右的高校教师非升即走……35岁以上的排外条款遍布于我们周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那么请问,这是为什么?要知道,现在大量的劳动,都是知识劳动,是要靠脑子、靠经验的。35岁的人,正好是脑子成熟、经验成熟的时候,人脉也够,处事也圆熟了,看问题的视角也更宽。就拿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知道的:现在年近50的我,比35岁之前的我,各方面的能力都强太多了。为什么最好用的人,恰恰是被抛弃的人?奇怪吧?

廉思的一句话突然惊醒了我。请问什么是年轻人?是时间能够商品化的人。

对啊,年轻人嘛,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以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无尽的事业里面去,他的所有时间都可以拿来卖掉。

过了35岁之后,他的变化是什么?是他要结婚、生孩子,父母老了他要照顾,结果就是他有大量的时间不能商品化了。

35岁以上的人,明天孩子要开家长会,后天老人住院了,给他钱让他加班也不加班。不是他懒了,而是他的社会责任不允许。他可以用来商品化的时间骤减。所以,他就开始面临一个潜在的风险,他要被现代化社会组织驱逐出去。

那他可以干什么呢?只要是自己可以决定时间时,他们都可以干。你是自己创业、干网络直播、干外卖,都可以,但是,只要是高度组织化的事,都不会要你了。

现代化的系统是一个机器,用全部的能力在吞噬你的时间。吞噬这个词听着挺可怕的,但是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很温柔的,是迈着猫步来的。大家都听过那个段子吧,深圳某大厂按规定是6点钟下班。说要不再加会儿班,7点钟公司有一顿免费的晚餐。吃完晚餐之后,说要不等到9点吧,9点打车回家公司报销。到9点了,说就到11点吧,11点还有一顿免费的夜宵。

不要以为现在不上班宅在家里的人,就可以不销售时间。电脑游戏和各种文化产品,一样会把他的时间耗竭掉。

那问题又来了,你可能会说,时间是我自己的,我不卖还不行吗?不好意思,不行。这不是谁强迫你,是你自己会强迫自己。

现代化条件下,无论你是在组织内,还是在组织外,都会面临一个有着无穷深度的诱惑系统。多加班,有业绩、有荣誉、有升职加薪的可能。这就像是一个游戏。为了攒点游戏里的绩点,咱们会一步步地被引诱往前,不知不觉就玩了一个通宵。那是一个坑。游戏界有一句话:不仅要把坑挖深,而且要把坑挖滑。让用户一旦踏上,就会一路滑到谷底。

打游戏是这样,刷短视频也是这样。短视频不是有多好看,而是我们的大脑皮层被3到5秒的节奏频繁唤醒,一个刺激接着一个刺激。大脑是贪恋这样的刺激的,所以一个小时很快就滑过去了。上班也是一样的。只要前面的利益诱惑还在,可以把时间兑换成收益,你就会无止境地追求那种快感。

现代化希望把人塑造成什么样?一个可以无止境地销售时间的人。要么你在组织内,35岁以下的人24小时待命,可以批发销售时间;要么你在组织外,35岁以上的人因为存在时间下降的风险,允许你零售时间。现代化,简直就是一个吞噬时间的机器。它想法设法地把一个人的时间耗竭在无穷的诱惑中。

请问你哪来时间生娃?有娃的人都知道,那也是个耗时间的机器。所以。生孩子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在钱上跟你争夺,是以时间这根绳索。把一个年轻的生命活活扯的粉碎。

我就认识一些大学的女博士,现在留校任教了也不错,周围人很羡慕她,但是35岁之前如果不能升上副教授就得走。即使现在有男朋友、有丈夫,她不敢生。这是时间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现代化,无论是蒸汽机的现代化还是内燃机的现代化,是电脑的现代化还是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现代化,都指向了无止境地开掘人类的时间资源。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最不可再生的资源。而组织家庭,养育孩子,是需要刚性的时间付出的。

这才是现代化和人口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再往深看一层。现代化仅仅是在争抢时间吗?

你想,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支撑系统的。人的原生支撑系统,就是家庭。家庭提供的是完整的支撑,既包括经济的(养儿防老、亲戚互助),也包括情感的(天伦之乐、亲密关系)。这个系统,效率不高,但是很全面。

但是现代化来了之后,它又建立一个支撑系统。它把所有可以效率化的部分,全部接手过去了。想挣钱?来,加入现代化的协作系统;想实现自我?来,加入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想省时省力?来,使用现代化的工具。

这是一个对传统的家庭支持系统不断入侵的过程。家庭的各种状态都被撕碎了。最后连全家人乐乐呵呵在一起做一顿饭、吃一顿饭的状态也被外包成了外卖。

现代化把家庭支撑系统中可以提高效率的那部分,全部拿出去,整合起来,投入到效率的无限增长中去。最后剩下的那个部分,现代化系统管不了也不想管,那就是:生孩子。生孩子总没办法外包嘛。

几年前,我看到过一则科技新闻。说德国有一家公司研究体外的电子智能子宫,你贡献一颗精子和卵子,在那里面直接就变成一娃。你的孩子可能是阿里牌的,可能是腾讯牌的、京东牌的。你贡献完了精子卵子,可以按点去看。整个喂养、哺育到长大,都是公司帮你干完。估计那样的话好多人愿意生。但真到那一步,整个人类文明就解体了

人的支撑系统无非就是两种:社会和家庭。现代化在构建极其发达的社会,但它天然排斥家庭。

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农村,大家之所以愿意生孩子,不是因为生活富裕,而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对他们时间的索取,是有限的,是有节制的,再多余的时间也不可能销售掉;另一方面,社会支持系统简单,人会自然地靠家庭来形成支撑系统。闲暇多了,个体生命被家庭支撑、基因被延续的渴望就萌发了,生个孩子的冲动就来了。那毕竟是本能。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写饭店小老板的帖子。这位小老板厨师出身,手艺不错,也很努力,但是最近还是决定把在大城市的店关了,回老家去。倒不是因为赔钱,而是看不到未来。比如,如果他不用中央厨房的料理包,那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出外卖的订单,也控制不了成本;如果不会互联网运营,就不可能在平台上获得流量;如果不是大资本支持下的连锁店,就不可能把装修成本降下来,设计感提上去,等等,总之,一个只会炒菜的小老板已经经营不了饭店了。

这位小老板还说了一个理由,说还是夫妻老婆店好,起码可以把孩子放在店里一边做生意一边看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如果我是帮人家打工的厨师,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手艺人,是很有幸福感的。他可以以自己为核心来组建生命的支持系统。

一方面,他有手艺,可以把一堆原材料变成一个创造物。所谓“艺不压身”。手艺这个东西,时间投入得越多,境界就越高。个人可以踏着这个确定的变量往上走。但是,现代化不允许,你不能有自己的手艺,你只能成为一个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另一方面,孩子问题也是一样。现代化不允许你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构建自己的系统。高效率的连锁店一步步进逼,自成一体的夫妻老婆店一步步退场。

这么一番分析下来,好像现代化社会的出生率下降,好像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了。

其实不然。前面讲,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要小看“大国”两个字,它意味着很多问题是有周旋的空间的。

4.外卖小哥为什么应该被优待?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一个大国,可能会有哪些新思路出来。还是回到廉思老师的这本书给我的启发。这里面写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外卖小哥。

2020年3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外卖小哥。你知道的,那是疫情期间。为什么外卖小哥这么受西方媒体看重?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

中国人一直感到奇怪,中国抗疫做得这么好,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抄我们的作业呢?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有一个重要的“器官”,而西方社会还没有进化出来,就是外卖小哥。中国社会送餐的外卖员接近1000万人。这个数字应该还在增加。

你想,疫情期间,全国人民“隔离观察”和“守家防控”,那生活基本保障怎么办?因为有外卖小哥这支力量,咱们就可以安心在家待着。它能够在整个社会突然休克的时候,像呼吸机一样,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行。

所以,外卖小哥是什么?是普通老百姓,被国家在危急时刻征用的应急系统。去年疫情期间,我们看外卖小哥是不是也挺亲的?是不是跟看见人民解放军似的?全家人就指着他。他要送不上门,家里啥都没有。

而在西方,别看是发达国家,没有庞大的外卖力量,至少得允许老百姓去超市吧?所以绝对的严防死守,他们做不到嘛。

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这大几百万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

这里要讲一个常识: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不是一群人。快递小哥属于邮政系统,是有五险一金的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而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类似,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是拿计时工资的。没有五险一金,只有一份人身意外险。除此之外,可以说是毫无保障。他们每月6000元左右的工资是每单5元、8元这样一点点积累而成的。

廉思把快递小哥比喻成“蜂鸟”。蜂鸟不仅体型小,也是唯一可以在空中悬停的鸟。廉思说,“他们悬停于城乡之间,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穿梭于偌大城市里每一处犄角旮旯,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每次的城市游走,每次的回家探亲,都让他们无所适从。只有不停向上飞翔,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

这是现代化社会对个人生活挤压的极端情况,把人“困在系统里”。

如果在疫情前,这些外卖小哥的生活状态,可能也就和过去的农民工和大厂里“996”员工一样,被感慨几句,也就过去了。但是2020年的疫情,突然让我们明白,当社会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是宝贵的应急力量。怎么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呢?

廉思教授作了一个有趣的联想,这就相当于1000多年前,从西魏到盛唐的“府兵制”。

府兵制的逻辑很简单:国家负担不起规模很大的常备军,一旦遇到重大危机,靠临时在农民当中征兵也不行,农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嘛,怎么上阵打仗?所以,就划定一些片区,你们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平时耕种,不用交税,但是一旦国家征用,你们要自带装备上阵当兵。这个片区,就叫“折冲府”,所以叫“府兵制”。

我们熟悉的《木兰辞》里描述的就是府兵。国家要打仗,征召她爹上战场。花木兰说,我是您女儿,我去,而且马和鞍具都自己买。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种机制,就叫——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危机治理。这种制度设计对当前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有一定参考意义。

第一,对社会深度嵌入。到处都有“折冲府”,不管哪里出了事,朝廷都可以就近调兵。现在也是,外卖小哥各个城市都有,深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基本面,是身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社会群体共同频繁接触的“关键少数”。

第二,有技能优势。当年的府兵也是在农闲的时候做军事训练。今天的外卖小哥,得益于日常工作的训练,在物流高效分拣、物资急速调运等多个方面展现出较强的职业素养与效率效能。

第三,得有高度的机动性。当年的府兵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今天的外卖小哥,那是城市里的摩托化部队啊。

第四,良好的组织协作。当年的府兵有专门的机构管理。今天的外卖小哥,后面是用虚拟世界的算法和现实世界的站点双重组织起来的。

你看,这是社会的重要的备用“应急器官”。那既然如此,怎么能任由他们处于“蜂鸟”的悬停状态呢?得组织起来啊,得让他们有保障、有荣誉、有训练、有出路啊。

当年的府兵也是这样啊。并不仅仅是“拿税收换兵役”这么简单,朝廷要给荣誉的。《木兰辞》里不是说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打了胜仗,那是壮士,天子要接见的,是有功勋和赏赐的。如果有伤亡,地方官要上门慰问的。

对于今天的外卖小哥,廉思团队就有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一是行政嵌入和经济嵌入的关系。应急支援力量应当做到对社会的深度嵌入,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所谓深度嵌入,是指既要嵌入行政网格,又要嵌入经济网格。否则,平时“深入”不进去,关键时刻也就“硬气”不起来。

二是生产活动和应急训练的关系。比如,应急演练和学习培训要避开618和双十一。

三是扁平组织和动员方式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地位优待和身份认同的关系。对于应急支援力量,应当给予足够的政治和经济优待。要使他们政治上有荣誉感,经济上有获得感,在全社会形成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同时提升这些群体对自身职业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这个不难。你想,现代国家不就是这么对待军人的吗?为什么军人买车、船、飞机票要优先,就是这个道理,让全社会都能看到他们受尊重。那全社会尊重外卖小哥的风气,国家也可能会提倡。比如说,上电梯的时候,外卖小哥优先。现在很多高端商场,外卖小哥是不让进的。小哥到商场顶层餐厅取外卖,只能一路狂奔,绕来绕去地走员工通道,不能让商场的顾客撞见。

过去,商场这么做,是把外卖小哥看成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但现在,人家在社会危急时刻,可是要出手拯救全社会的。平时咱们给人让让电梯怎么了?

从这个例子里,你看没看出来一个重要的思路?

现代化把人切割成原子化的状态,但是国家的力量,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把人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让他们获得社会支撑,从悬停的蜂鸟变成可以筑巢的鸟。

从廉思教授的书里看到这两个例子,我还是挺感慨的。不是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如此专业化、高效率的队伍,不是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有一个系统性的让这支队伍可以安身立命的、可以牢固地再次嵌入社会的解决方案。

这不只是一个畅想。由廉思老师给出的“府兵制”的这个类比,你会知道,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这类思路,其实在中国正在各个领域酝酿。本质上都是在重建社会。

现代化通过一种非常残酷的逻辑让人分工,贪婪地索取人的时间,把人变成碎片。但是,当社会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人人都感觉到我不幸福、我被困在系统里的时候,社会会大规模地回调。

比如说,北大的徐远教授,就多次提“二次房改”的思路。所谓“二次房改”,不同于“一次房改”的完全市场化,里面有很多政府参与的成分。

大致是说,未来10年,每年在大都市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户型小,但是位置不能偏。金融政策可以优惠,比如首付比例低,但还是商品房。那算下来,就是未来10年,要解决3亿人进城的问题。

短期看,这能解决大量资金的出路问题。中期看,为大城市补充人口,保障未来10到15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长期看,是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刚刚听到这个思路的时候,我还觉得疑惑。现在看这几年各地城市抢人的积极性,这套政策是真有可能以不同形式落地的。

你看,这也是“重建社会”的一个思路。

可以期待,重建社会,让个体的人在各个方面重新获得支撑,这会在方方面面开花。

比如,我们最近就在琢磨干一件事,不知道能不能干成,我们想干一所实体的小学,得到子弟小学,解决我们公司同事孩子上学的问题。当然不能自己办,我们出钱,跟最好的中小学合作来办。我小时候见过那种子弟学校的,爸爸妈妈上班,把孩子送到单位的子弟学校,同班同学的家长包括老师都是自己的同事,这种幸福感是很强的。

还有限制资本,限制资本进入K12教育,压低教育成本,公办托儿所,帮助生育后的女性回归职场,等等。请注意,这些都不是孤立的政策,这是在追逐效率的现代化过程结束之后,社会的自我重建。只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这种重建过程会更加快速、有效、自觉。

最近,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提了一个概念,“制内市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有自己的体制框架,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可能:既让自己体内的市场经济享有充分的创新自由,与此同时又可以用国家的力量制约资本的边界。这件事,生活在2021年的中国,我们正在一点点地体会到。

现代化把人逼成一个时间的零售者,现在社会开始回调,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这是大国才能做的。如果你是一个大都市的青年人,对这个进程是可以期待的。

5.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为什么有前途?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几年,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非常亮眼。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是前十强。郑州、合肥、长沙、福州、济南、西安、南通,这样的城市GDP都超过了万亿大关。我身边不断听到有人从北上广深开始迁移到了这些城市发展。

前一阵,考研名师张雪峰离开北京去苏州定居。我们得到有两位著名的神秘老师,一个是熊逸,一个是顾衡。他们是谁我不能透露,但是他们生活的城市可以讲。他们生活在哪儿?熊逸生活在重庆,顾衡现在生活在成都。顾衡原来在北京定居,觉得我在得到讲课,为什么要在北京花这么贵的房租?成都多好,就去成都了。

表面上是因为房价。你想,在这些城市,房价一般都在2万左右。奋斗者们是还能够得着的。请注意,这是一个全国各个层面的现象。

2014年,廉思教授组织过一次“瑷珲—腾冲线”青年群体大调研。这条线也称之为胡焕庸线,把中国分成了东南和西北两个部分,所以是一道“国情线”。

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外闯荡过,然后又回到老家发展的青年,被称之为“洄游青年”。他们的平均收入都高于当地人均水平。

道理不难理解:人口流动本来就相当于是一所大学。他们从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回到老家,就相当于从这所大学毕业了,当然就带回来了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

举个例子:2013年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仅为0.3%。而河北清河县的调研表明,有35.6%的“洄游青年”选择了自己创业。

这个对比说明了什么呢?

现在经常听人说,“知识不值钱了”。知识怎么可能不值钱呢?给知识找到应用的地方,当然就值钱啊。过去,大城市像抽水机一样,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把年轻人抽走。现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这批“洄游青年”会助推二、三线城市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他们将造就一个“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

还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感受到了没有?这几年有很多新锐的消费品牌不是来自于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发源于二三线城市,比如,喜茶起家的地方是广东江门,蜜雪冰城的第一个店在郑州的城中村,三只松鼠诞生在我的老家安徽芜湖,韩都衣舍发迹于山东济南。

何帆老师说,文化也是这样。过去,北京上海,好像是唯二的两个文化发动机。但是,今天呢?现在特别火的一个乐队“五条人”来自广东汕尾一个叫海丰的县城,乐队“九连真人”也诞生在广东一个偏远的客家城市河源连平县,李子柒走红是在四川绵阳的大深山里,刘慈欣如果不是在山西阳泉娘子关电厂那样偏僻的地方工作,是不是能写出《三体》这样的大作,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趋势也不是今天才有。中国五大戏曲中的越剧、黄梅剧、评剧形成不过百余年,是可以确凿找到其根本出处,无一例外是县城。比如越剧,其实来源于浙江嵊县。豫剧时间久远,但是作为梆子戏的一种,出处为乡县的可能性极大。唯一的国剧京剧是北京制造,但是京剧的父母徽剧汉剧则是乡县制造。

今天这个趋势会更明显。

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互联网一下子把一线城市和小镇给拉平了。北上广深的文化优势、信息优势不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

第二,小地方,有一线城市极其匮乏的东西:闲暇。

请注意,闲暇不仅仅是有空余的时间。闲暇是指:完全属于你个人的、自由的、内向的空间。他可以做没有目的的事。或者说,他以做这件事本身为目的。

平常一点的:打麻将什么目的?打麻将本身就是目的;高级一点的:读书有什么目的?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你可别觉得人做没有目的的事好像是没出息哈。这只是我们大都市里的人的思维习惯:打工是为了赚钱,坐车是为了通勤,读书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如果什么都这么想,那就容易把自己活成“工具人”。无奈的是,大都市里所有人都这样。

但是小城市不同。小城市里的很多年轻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目的。

好多网络小说的创作大神都生活在县城,不在北上广深。北上广深像我这样,每周要搞一期启发俱乐部,想象力是相对贫乏的,目的性太强。

哪里才是青春中国?是中间地带。它不可能在极度贫乏的地区,在中国的县城、二三线城市,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房价没有那么高,人的幸福感很强,挣的钱吃个饭肯定没问题,上个超市也不用算账,这辈子没有那么紧迫的事情,大量的创新会在这萌发。

塔勒布:现代生活会用愚人的方式解释各种行为。现在我们“散步锻炼”,而不是毫无理由地“散步”。

对啊,哲学家康德每天都散步。他散步本身就是目的,以至于当地小镇上的居民可以用康德散步的时间来对表。为所有的行为都加上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现代化社会里的人的一个新特征。

昨天刚看到一个段子:如果是在今天的大城市里,即使牛顿生在你们家,苹果掉在他头上,他也不会发现三大定律的,因为他被你拉去练钢琴了。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啊。比如,你觉得自己爱爬山,爬山本身就是目的。那你设想一个情境:你跟一个商业伙伴约定周末一起去爬山。对方突然打电话说有急事去不了了,那请问,你自己还会去爬山吗?这样的问题能帮助我们判断做一件事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闲暇会带来真正的创新。牛顿是这么创新的,爱因斯坦也是这么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就更多了。所以,中国的文化创新“小镇化”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现象了。

所以,可以有一个判断:年轻人大学毕业了,就一定要留在北上广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刚才我们说了两个动向。第一,大都市里的年轻人,有机会摆脱“蜂鸟”的悬停状态,原子化的状态,有机会重新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第二,二三线城市的活力正在被激发,闲暇的价值正在被看到。

你可能会说,这只是物极必反罢了,这怎么能看出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机会呢?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制止现代化导致的人口下滑问题,美国几乎是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是一个大国。大国解决超级复杂的问题,总是多了一些方法。

就拿刚才说的那两个动向来说,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这是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强项,我们的制度支持,我们的文化也支持。至少,老人帮忙带孩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大国的经济实力,才有这样的空间。

还有,人口流动,也是大国的特色。美国人的流动性就比欧洲好很多。一个美国人今年在东海岸,明年搬到西海岸,从城市搬到乡村,很正常。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文化便利性。

前一阵我在上海遇到熊浩老师。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洞察。他在香港待了很多年。他说,香港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不仅是内地的要求,对香港这一代年轻人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如果他们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到大湾区到中国内地一个小城发展,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如果他们只认同自己是一个香港人,那么香港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有没有广阔的选择,对一个人的人生,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我们公司就有从台湾来的同事。对她来说,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算背井离乡。

对,身在一个大国,是要享受大国红利的。

当然,你懂得,中国的政策工具箱里面,还有大量没有动用的工具。

所以,人口问题,咱们可以先用一句话结掉。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说的那句话:“危险是一个事实,恐惧是一个选择。”

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曾给技术下过一个另类的定义——技术就是为了节省时间而花费的时间。人类要生存,就有许多不得不做之事,这些机械劳动让我们每天不停地忙活。为了省下时间,我们才会想到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发明各种技术,让技术帮我们做那些重复、机械的琐事。且慢,这样一个定义表述完整了吗?哲学家的思考永远是深刻的,奥特加接下来的质问才触及本质:如果技术帮我们节省下了时间,那么,省下来的时间去哪儿了?白白闲着吗?再被消磨掉吗?奥特加的回答是:省下来的时间要用于创造性地生存。

我们70后这一代,从几乎是从一个农耕社会,伴随这个国家,经历了整个工业化的进程。今年我马上就50了,你会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接近于尾声,它的下一个历史阶段就要到来。在2020年这一场变局面前,在2021年的这个春天,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社会往前看的图景和我们熟悉的过往的40年是肯定不一样的。在一个大国的舞台上,大量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正在展现。所以,不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视角,不能用我们已经掌握的那些事实和趋势,往未来画一跟延长线。如果那么画延长线的话,它既非事实,也不正义。

中国人正在摸索下一个阶段的社会图景。效率不会再是唯一的追求。每个人的生命支柱,都会重新建构。祝福这一代中国青年,你们创造性地生存的空间,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大。

我们这一代人,也希望能加入到你们的创造过程中。

打针便宜不便宜,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带上我们玩。

好,这就是本期的启发俱乐部。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启发,欢迎到知识城邦,在#我有一个启发 话题下,写下你的想法。我们会在城邦里选取一位观众,赢得下一场免票来这里的机会。你可以选择自己来,或者将这个机会送给你的家人或好朋友。

下周是五一期间,启发俱乐部暂停一周。5月12晚上,我们还将在北京华贸北广场,得到北京学习中心,向你汇报我未来两周受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