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429 潦倒和得志的苏秦是一个人吗?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的内容来自《熊逸讲透资治通鉴》这门课的第一季。

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头悬梁,锥刺股”。这个锥刺股说的是谁呢?就是战国时代的大外交家苏秦。我们都知道,苏秦年轻的时候穷困潦倒,遭亲戚白眼;后来他发奋图强,最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成了战国时代的大外交家,最风光的时候,据说身披六国相印。

熊逸老师在他的课程里,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年轻时候穷困潦倒的苏秦,跟后来春风得意的苏秦,还是一个人吗?

咦?这怎么会是个问题,熊逸老师真是思路清奇啊。先别忙着下结论,咱们一起听听熊逸老师是怎么说的。

你好,欢迎来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

上一讲谈到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荣归故里,和嫂子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前倨后恭”(以前傲慢,后来恭敬,形容对人的态度改变)的经典对话,其中暗藏着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是谁?

在苏秦看来:我是苏秦,是你的小叔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而在嫂子看来:过去的小叔子和现在的小叔子分明是两个人,以前那个是贱人,现在这个是贵人。

假如嫂子受过一些哲学训练的话,应该会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所谓前倨后恭,前和后的时间关系只是问题的表象,对贱人和贵人分别对待才是问题的本质,所以分别对待,合情合理。”

两种意见到底孰是孰非,其实很难讲。

这一讲,我很想从这个问题出发,跟你谈一点哲学。

苏秦问题在全世界范围里存在着各种版本,古往今来的智者也给出过各种解答。我在佛学课里讲过,《杂阿含经》里边有一个阿能诃鼓的故事,是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向大家宣讲的,大意是说,以前有一个鼓,叫阿能诃鼓,声音很好听,敲起鼓来在40里外都能听到。时间久了,阿能诃鼓渐渐有了破损,人们重新裁切牛皮,把破损的地方修补起来。修来补去,鼓虽然还是原来的模样,但声音已经不像从前了。

阿能诃鼓是对佛法的比喻。佛陀明智地看到,佛法在世间的传播也像万事万物一样会经历成、住、坏、灭的过程,各种修补虽然会让佛法看上去依然光辉灿烂,但暗中损毁着佛法的本质。如果佛陀的正法一直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派系争端呢?如果阿能诃鼓的零部件在一次次的修补过程中已经被彻底更换过了,那么这只鼓还是原来的那只鼓吗?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和佛陀同时代的古希腊世界,会看到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在牢狱里边等候处决。苏格拉底等了很久,有时间讲很多话,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哲学名著《斐多篇》。处决之所以迟迟没有进行,是因为雅典人在等一艘帆船回来,在这艘船返回雅典之前,法律规定,不能处决任何死囚,必须让城邦保持圣洁。

这艘帆船就是著名的忒修斯之船。在很久很久以前,英雄忒修斯杀掉了克里特岛上的米诺牛之后,就是乘坐这艘帆船返航的。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事件,雅典人每年一次派遣使者乘坐这艘帆船,到太阳神阿波罗的出生地——得洛斯岛——进行朝圣。年复一年,帆船终于退役下来,被当作圣物供奉。在几百年间,雅典人不断拆掉朽烂的船板,换上新的船板。

于是,在爱好哲学的古希腊人那里,人们开始争论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忒修斯之船到底还是不是原来那艘船呢?(《佛学五十讲》第6~7讲)

如果我们仅仅需要一个可以指导日常生活的解释,那么现代管理学的系统论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系统都不是由所有要素简单加总来的,而是由要素、连接、功能这三大基础所构成的整体。

以阿能诃鼓为例,要素就是牛皮、木料、钉子;连接就是全部要素的构成关系,比如木料要怎样组成框架,牛皮要怎样蒙在框架上边,钉子要钉在什么位置;功能就是这只鼓的用途,它可以被敲响,声闻几十里外。

在三大基础当中,要素显然最不重要,可以被人任意替换:牛皮破了就换一张牛皮,钉子锈了就换一颗钉子,无论怎么更换,只要连接不变,功能就不受影响。可见连接才是重中之重,一旦连接变了,哪怕要素没有任何变化,功能也会发生改变。比如把阿能诃鼓所用到的一切原材料简单堆在一起,就无法成为一只鼓,当然也没法敲响。面对这样的一堆材料,没人会说这就是阿能诃鼓。

战国时代的各种变法运动就属于系统思维的成功运用:在要素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连接来改变国家面貌。人还是那些人,地盘还是那些地盘,但管理模式变了,国家也就改头换面了。

那么,采取系统论的观念来看,穷愁潦倒的苏秦和志得意满的苏秦,会是同一个苏秦吗?

问题还可以换一个提法:如果判断的关键在于连接的话,那么苏秦的连接到底有没有发生改变呢?

从物理层面而言,虽然苏秦身上的细胞不断发生更新换代,前一秒的苏秦和后一秒的苏秦并不享有同样的要素,以至于佛陀会认为前一秒的苏秦并不是后一秒的苏秦,但苏秦身上,要素的连接方式一直没变,意味着苏秦始终还是苏秦,这就让佛陀的主张无法成立。

然而从社会层面而言,苏秦先前的社交圈仅限于亲属和同学,身佩六国相印之后,亲属关系变得无足轻重,核心社交圈里全是各国政要。显然,连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一来,后来的苏秦和先前的苏秦确实不是同一个人了,嫂子的前倨后恭完全无可厚非。这就意味着,单个的人其实也是一个系统,也可以运用系统思维来寻求改变。

如果可以把单个的人定义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我是谁”这个经典的哲学问题之所以几千年来没有答案,并不是因为问题很难,而是因为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在问出“我是谁”之前,首先需要准确定义出“我”的概念,界定出“我”这个字所指代的,到底是一个作为要素而存在的单个的东西,还是一个作为集合名词而存在的复杂系统。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到底应该怎么定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莫衷一是,身份证上的“我”只是为了屈就于现实生活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一点都不严谨。

这就充分见出维特根斯坦的非凡之处:正是他另辟蹊径,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上的哲学问题,然后发现,大多数的哲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语言问题,毫无哲学高度可言。

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我们还不得不深切叹服佛陀的智慧,他所提出的理论虽然对语言带来的认知困境矫枉过正,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矫枉过正的努力,使我们认识到集合名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着并且扭曲着我们对世界与人生的认知。

语言是我们的造物,我们也是语言的造物。

一切语言都是混沌的,都存在着指代不清的问题,然而真正的难题在于,假如语言可以指代清晰的话,语言也就变得毫无用处了。

在我的理解里,语言就像地图,它的价值就像地图的价值,是借由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来实现的。正如1:1的地图虽然绝对准确但毫无价值,真正指代清晰的语言——假如有的话——也会毫无价值。

于是我们只能,也必须,在混沌当中认识世界与人生,但与此同时,也很值得接受必要的哲学训练,让自己经常可以认识到混沌所造成的缺憾。就拿当下这个苏秦问题来说,理解到系统论的一步,其实就“够用”了,但如果你还愿意做一点丝毫不切实际的努力,在“没用”的层面上钻一下哲学的牛角尖,也许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体会,收获不一样的洞见。

好,哲学思考就先到这里吧,我们下一讲接着谈苏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