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411 三星堆:考古学家怎样工作?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的内容来自我们得到App的日更课程《贾行家·文化参考》

在这个春天里,如果说在文化领域里只有一件大事值得你关注的话,那就非三星堆考古莫属了。相关新闻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咱们邵恒头条也介绍了,我就不在这里重复。我们之所以请贾行家老师出手,肯定得讲点高级的、一般人听不到的东西。比如,三星堆考古究竟是怎么做的?考古学家的思维模型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判断一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往下挖?考古学家和盗墓贼有什么区别?

下面就请贾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揭秘。

你好,欢迎回到《文化参考》,我是贾行家。

我们今天接着3月26号《邵恒头条》播报三星堆的新闻往下说。“考古界的新闻”这句短语真是越想越有意思,新和古同时出现,有一种生动的刺激。这样的刺激能提升我们的感受力:脚下这块土地上的祖先,曾经和我们一样奋力地生活,看到他们的造物是让人激动的。乔伊斯在小说《尤利西斯》里有一个胡思乱想的说法,他说:人是被脐带构成的电话线连接起来的,听筒的那一头是夏娃。这个说法也挺感人的,每一个人都是确定的生理连接。很多文物,也能连出这样一条历史的脐带,构成中国的凝聚力,三星堆一定是在这条线里的,只是还有很多需要验证的东西。

考古学家们还有一种哲学上的体验,就是:原因不一定是发生在前面的事,结果也不一定是出现在后面的事。再说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原因和结果呢?我们判断发展机制的方式是归纳和演绎。而当考古学家在真实的挖掘现场,常常发现我们过去以为的只不过是我们的以为。

考古学是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和艰难。现在能基本确定的是:三星堆是迄今发现的古蜀文明的最高峰,印证了许多古书上的记载,但是它不代表商代的最高文明,那些器物应该是模仿中原的青铜器。考古学家又在距今3000年的金沙遗址发现了和三星堆有联系的文物,在越南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玉器,证明这个文明并没有消失,而是在逐渐地迁移,大家现在还在找它到底去哪儿了,这也是我们去三星堆博物馆要去看、去猜的那些东西。

三星堆又正好位于一条既很好看又好吃的旅游环线上。你坐飞机到成都以后,从哪个方向走都无所谓,沿着眉山、乐山、峨眉山、都江堰、青城山、三星堆,这一路走下来就是了。我有一个偏见,觉得乐山比成都还要好吃,成都朋友反驳的时候别忘了顺便给我们列出一条私家的美食榜单,让我们也“一家家吃将来”,我这种故意挑事儿来套取知识的路数,叫“抬杠长学问”,既讨厌又有效;而三星堆所在的广汉市,好像是以麻辣干锅见长的?

你到博物馆参观完了,可别忘了顺便再去一趟附近的三星堆遗址。站在那片田野上,可以感受到考古工作的艰辛。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说:“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原因就是这一行太苦了,又不能发财,只能提供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精神享受。我们可能只有在新闻报道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考古成果时,才会关注到他们的孤独和可敬。

我们今天以三星堆为例,来说一说考古学的方法和思考方式,这也是我们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要感受到的东西。我今天属于现学现卖,为了便于收听,资料来源就不能在音频里全列出来了,我挑几本电子书频道有的放在文稿最后。

首先,考古工作者怎么确定自己发现是一个重要的遗址,而不只是单独的一样东西?可能有人说,看挖出来的文物多少呗。可这是站在结果上来看的。有多少时候,人在地上挖到一个金币,再向下挖很久都一无所获;又有多少时候,人距离伟大的遗迹可能只有一米之遥?考古发现不是说打井的时候偶然挖出了一件青铜器就算的,那至多只能叫一条考古线索。

最早发现的三星堆文物是在1934年,当时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国专家葛维汉听说广汉地区农民修水车的时候发现了玉器,他对这些东西判断不了,去找历史学家郭沫若,郭沫若就是乐山人嘛,郭沫若也只能给出“早于汉代”这么个大概的区间。这恐怕就只能算是考古线索。

到了建国以后,文物工作者在广汉又征集到了一批文物,这个时候有专家推断,下面很可能埋着一个古代蜀国的中心遗址。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它的意义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发现特洛伊古城。中国古文明像一个风暴眼,她自己安安静静,却搅动着整个欧亚大陆的东半部,近现代的中国考古发现是足以改写全世界对于人类文明的看法的。来自中国青铜时代的发现,很可能证明了中国古代那种连续性文明形态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时的主要形态,而西方文明在当时属于例外的少数派。

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遗址定位和定性,前后经历了90年,中间还有失之交臂的危险,而这在考古界是常有的事。而且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搞清楚了,2013年,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三星堆的青关山遗址,推测是宗庙一类的礼仪建筑。古蜀国都城的恢弘规模,才又浮出水面一层。

那么最初那些确定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的考古学家除了做地表勘察,还可以使用空中、遥感技术和抽样方式来判断遗迹。在“奋进号”航天飞机拍摄的照片上,他们就看到过柬埔寨吴哥古城的建筑物。有一个美国的考古学家用计算机分析卫星的红外线图像,通过突出画面的某些内容,在埃及发现了几百处遗迹,包括17座金字塔。他们坐飞机的时候也会趁下降的时候向下张望,如果地表下藏着一条沟,那上方的植被就会比旁边的植被要更高、更茂盛,因为这里的土壤所含的水分、养分更多。他们有句话:“遗迹就在那儿,偏偏看不见。”

那怎么判断这里值不值得深入挖下去呢?考古学有一个原理叫“一石为石,二石为迹,三石为墙,四石为房,五石为宫”。就是他们在挖掘的时候,假如发现明显由人有意垒的石头,那就找到方向了。这种搬不走的石头遗迹的意义视乎规模而定,单独一块石头不打紧,几块石头垒到一起,虽然也不确定是门道、火坑还是祭坛,却是值得注意的遗迹了。如果判断出是城墙乃至是宫殿基座的规模,那就是不得了的重要遗址,往往值得前后左右地挖个几十上百年。

判断地下遗迹有一些基本常识。比如,埋在下面的地层形成得早,压在上面的地层晚;考古地层是趋于水平的,因为几千年的时间还不足以出现地质地层那种褶皱和倾斜;考古地层只要没有受到干扰破坏,就应该是连续的,形态上是中间厚、边缘薄,如果挖到前后不贯通的厚地层,那可能就是被遗迹的壕沟或者墙给切断了。考古学家们就依据这些经验在大地上画出格子,排列成早晚关系明确的考古单位,这被称为层位关系图,帮助他们形成大致的评估。

对了,最近关于三星堆的新闻里,有一条挺有意思的。央视直播的时候连线了盗墓小说作家南派三叔,不少观众就愤怒了:批评说讲考古的时候怎么能讲盗墓呢?其实南派三叔的态度挺端正,他说:“很惶恐,这么严肃的场面不能太娱乐化,这事儿跟写小说关系不大。”

我发现倒是考古学家们挺豁达的。他们说,要是把现代的背景换成古代,考古和盗墓也不是不能相提并论,考古界还向盗墓者学习过,洛阳铲就是他们发明的,现在的考古学家也在用;盗墓者还有很多识别土质土色,判断土是否被动过的方法,也都是很有用的经验。只是进入到现代,盗墓是对考古的严重破坏,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必须禁止。考古界其实很少主动发掘墓葬,往往是因为被盗墓者破坏了,不得不进行抢救性地发掘。因为收藏市场的存在,考古和盗墓的纠葛是不会结束的。前些年,盗墓者四处乱挖的时候,手里捧着的又是考古学家用的《文物地图集》;也常常有人拿着件文物去找考古专家鉴定,问它到底值多少钱?专家正色地回答:你这件东西很贵,起码值十年有期徒刑。

而考古学家眼里最珍贵的文物,盗墓者是看不懂的。考古学不只是挖掘,还要抓问题,找答案,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古人在生活和思想层面上的东西。

这类研究又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种研究方法叫“过程考古学”。这种方法把文化定义成人类适应外在世界的手段,从人开始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时候,文化就起源了。什么是文化适应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生计方式,也就是怎么获取食物,衣食住行的样式,它们和生存环境的关系,等等。在这种方法里,考古学家很重视从人骨里分析古人究竟吃什么食物,他们使用什么样的组合工具。比如说,当陶器大量出现就说明不再需要长距离的搬运,也说明居住地点应该比较固定了。

还有一种方法是关联的研究方法。凡事不孤立,文物里的信息是可以连接起来证明大问题的。考古学家挖掘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遗址时,发现了一种石铲,观察它的使用痕迹,确定不是用来挖土的,而是用来锄草的。用关联的方式研究,这时候不能结束。锄草属于精耕细作,和其他材料印证,就能关联出当时的人在有限土地上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是为了养活士兵和手工业者,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在和周边部族进行着高度的生存竞争了。考古学要确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建立多重的证据链和真实的联系。

西方的博物馆更多属于艺术博物馆,东西的来源复杂,有抢来的,有捐献的,线索比较杂乱,反映在学术上是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结合。而我们的博物馆大多属于历史博物馆,能看到更明确、更有延续性的历史脉络。你不要嫌进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乏味,细细地看,后面的东西是很让人激动的。古人在骨头针上钻一个针鼻,在陶盆上绘制花纹的时候,心里是有大喜悦的,有大成就感的。三星堆的参观体验更加奇异了:那些《山海经》里记载过的若木神树,那些好像是千里眼、顺风耳一样的纵目大面具,那些半人半鸟半神的造型,朴拙而灵动,夸张却不阴森,原来古人的生活也不都是艰难困苦,也有兴高采烈的一面。

感谢考古学家们,也祝你未来的三星堆之行开心,期待你的不同感悟。我是贾行家,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