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571 为何中唐诞生那么多千古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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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内容来自我们的得到听书。

今天选给你的是一本今年新出版的书,叫《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音频时长大概25分钟。这本书的解读人是朱步冲老师。朱老师是20年资深的新闻主笔,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在是我们听书团队的专职作家。未来,他会盯住历史领域的优秀新书,为你解读。

那这本《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究竟讲了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朱步冲老师是怎么说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朱步冲,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

唐朝,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中政治、经济、文化成就的一座高峰,国力强盛,包容开放。其中,在文学创作领域,更是前无古人,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流传至今的唐代诗歌全集《全唐诗》,一共收录了唐朝2500多位诗人的4万多首诗作,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最灿烂的明珠。

到了唐代中期之后,虽然因为安史之乱,导致国力衰退,但中唐,却是唐代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涌现出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文学家,也诞生了许多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作品。有趣的是,许多我们熟悉的,与祖国各地山川地理、人文景观相联系的经典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代,比如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或者李贺的《梦天》,白居易的《酬东南行》等等,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原因何在呢?本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博士,美国卫斯廉大学东亚学院副教授王敖给出了一个独到的解释。在他看来,中唐时期文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和地理学的大发展密不可分。

更有趣的是,中唐时期负责绘制编辑地图资料的行政官员,和中唐时期进行文学创作的,都是同一群人,也就是以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韩愈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

在绘制地图,收集各地地理资料的过程中,这些杰出的文学天才,把这些原本枯燥刻板的信息,变成了文学创作的素材,激发出无穷的想象力,让中唐的文学创作,拥有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角度和描写对象。反过来,这些杰出的作品,又激励了后世诗人探索祖国大好河山,进行地理研究的热情。

今天,我们能够和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文人名家共情,欣赏诗文中瑰丽雄奇的想象力和修辞技巧,正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观察和体验作品中描绘的对象,来进行情感代入。只要这些描写对象存在,这种情感代入就能顺利进行。而在这些描写对象中,最常见、最壮观,也是最永恒的,就是我们祖国版图上,多姿多彩的山川江河。

只有了解中唐时期地理学大发展这个背景,我们才能了解,为何在中唐诞生了如此之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在这些名篇中,这些伟大的文学巨擘,通过对山水的吟咏描绘,要表达哪些曲折而复杂的情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份无形的文化遗产,其价值何在。

接下来,我就为你分三个部分介绍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地图绘制,开启了中唐文学创作的全新视角与叙述方式;

第二部分:作为地理资料的唐代“图经”,如何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创作;

第三部分:颠沛流离,天各一方的诗人,如何通过地理山水主题文学创作,来进行交流和共情。

首先,让我们来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中唐时代,绘制地图和编辑各个地方的地理资料,成了唐王朝急于完成的工作。

这是因为,唐王朝还没有彻底从安史之乱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割据的藩镇依旧在混战,来自周边的少数民族,吐蕃和回纥,也失去了往日对唐王朝的尊敬,不断派兵入侵。为了终结这种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局面。绘制整个唐王朝疆域和周边地区的详细地图,搜集地理信息,帮助唐王朝对各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唐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吕温就曾经说,绘制地图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帮助朝廷掌握各地的信息,还能帮助皇帝建立大局观,激励他励精图治,收复失地。吕温还举了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做案例,说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博览群书,尤其爱钻研地图。由于熟悉全国地理,所以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不满足于割据一方,还能制定正确的大战略,最终统一了全国,实现了中兴。 

这种想法,基本是中唐时期历代皇帝,和朝廷大臣的共识。中唐著名诗人李贺就有名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里的五十州就是安史之乱后,长期被安禄山、史思明部下军阀割据的河北地区。如果看看执行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单,你就会发现,它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唐时期的文学大家:韩愈,元稹,柳宗元,刘禹锡等等,他们同时也是地理学与地图制作专家,中唐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中流砥柱。 

作者王敖首先举了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作为例子。公元811年,韩愈被任命为兵部的职方员外郎,这是一个专门掌管全国地图档案、军事重镇资料的职位,虽然品级不高,但十分重要。817年,军阀吴元济想当淮西节度使未果,于是起兵作乱,唐王朝委派名将李愬起兵平叛。熟悉地理的韩愈,就当上随军参谋,他为李愬制定了一条直插吴元济老巢蔡州的便捷行军路线,使得李愬率领一支骑兵,在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下,成功奇袭蔡州,活捉了吴元济,这场叛乱被迅速平定。 

同样因为精通地理知识而平步青云的,还有著名文学家元稹。公元821年,身为翰林学士的元稹,曾向唐穆宗进献了自己制作的《京西京北图经》。这份地图有什么用呢?因为当时唐王朝为了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回鹘搞好关系,决定把太和公主嫁给回鹘的崇德可汗。由于自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已经失去了对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实际已经断绝,所以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勘测已经荒废了很多年。公主远嫁回鹘,选择一条相对好走的路线,了解沿途能够有哪些地方能让和亲使团休息,对于朝廷来说已经是一件有难度的工作。所以元稹的这份地图,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唐穆宗非常满意,第二年就封元稹当了宰相。 

而在此之前的公元801年,著名地理学家,政治家贾耽就完成了唐朝疆域全地图——《华夷图》的绘制。根据现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拓片来估算,这张地图囊括了整个唐王朝的地理疆域和周边地区,标注地名超过500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说,《华夷图》甚至可能是历史最悠久的亚洲全地图。 

那么,这场“地理学知识大爆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作者王敖拿出了中唐著名诗人李贺的《梦天》,来作解释。

这首诗歌的前半段,描绘了诗人神游太空,来到清冷寂静的月宫后的所见所闻。然而到了后半段,李贺并没有继续描述月宫的美景,而是以一种来自宇宙制高点的视角,俯身遥望人间,感叹千年的漫长时光,如同走马灯一样,转瞬即逝。广阔的九州仿佛几点渺小的烟尘,浩瀚的大海,也看起来像茶杯中的些许清水。 

王敖总结说,这种中唐诗歌里出现的俯瞰观察视角,直接来自于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具体来说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华夷图》。

华夷图的第一个特点是,通过大比例缩放,让整个已知世界能够聚集在方寸之中,观看者能够通过方向、位置对世界产生一种宏观性的了解,并形成一种统一性的大格局。由此,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宏观格局,就能够让创作者,从具体的景物描写中抽离出来,进行一种全新的反思。

“华夷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贾耽在地图上标记地名的时候,同时把它现在的名字和曾经的称谓,分别用红色和黑色同时写出。这在当时,可算是一项创举。文人士大夫就感叹,这个发明了不得,小小一张地图,不但能够让人对各地地形一目了然,还能同时感觉到每一个地方的古今变迁。所以作者王敖说,曾经见过“华夷图”的李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所营造的氛围,其实和“华夷图”呈现的景象非常相似:诗人把读者一起带到了天空的高处,在飞速流逝的时间里,遥望整个世界;巨大的山川和大海,变得何等渺小。当然,我们今天看多了各种从太空船俯瞰地球的纪录片,对这种震撼,感觉没那么强烈。但是对唐代的古人来说,这已经是想象力的极致了。

当然,在贾耽制作《华夷图》之前,一些中唐时期的文学名家,已经尝试用这种俯瞰式的地图视角来进行文学创作。公元762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即将结束的前一年,在成都的剑南节度使严武,大宴宾客,顺便展示了一幅四川地区的大幅地图。宾主尽兴之际,严武要求在座的各位文人雅士,以这张地图为主题,即兴写诗。著名的诗圣杜甫,当时是严武手下的幕僚,当场一挥而就,写成了一首名作《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 

这首诗翻译成白话,大意就是:这宏伟的地图,让参加的宾客惊叹不已,广阔的宴会厅上因此悄然无声。险峻的剑阁,在古老的七星桥以北;而遥远的松州,也能感到西岭雪山的寒冷。连绵不绝的山脉,连接着华夏和外邦,浩荡的长江,沟通了遥远的江南和四川。最终,因为杯中的美酒,诗人的灵魂从这种俯瞰世界的游荡中,被唤回了现实。

作者王敖分析说,4年前,也就是公元758年,杜甫被唐肃宗贬官,前往华州担任司功参军。这份枯燥,繁琐的低级行政工作,和杜甫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宏图大志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仅过了1年,杜甫就辞官,举家前往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再辗转来到成都。

不过,在华州官署中的工作经历,让杜甫得以接触到了许多地图档案。这些宝贵的地图资料,帮助仕途失意的杜甫跋山涉水,没有在旅途中迷失方向。我们可以想象,历尽千辛,辗转来到成都的杜甫,在这场宴会上看到地图时,肯定百感交集:从长安到成都的艰辛之路,在地图上一目了然,遥远的故乡似乎也触手可及,近在咫尺。然而,纷飞的战火,已经将原本的世界撕扯得面目全飞,从而让杜甫,只能通过诗作来想象一种国家重归统一、盛世再现的美好图景。

除了地图之外,中唐时代另外一种备受重视的地理学档案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叫“图经”。说白了,就是各个地区的知识百科全书加地图集。有人要问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呢?你想,一个新上任的地方官,初来乍到,对本地的情况肯定是两眼一摸黑。这个时候,下属就会递上一卷图经,老爷一看,本地大概人口多少,地理环境如何,面积多大,有什么风景名胜、土特产品,老百姓过什么节日,庙里供的什么神仙,一清二楚。 

中唐时期,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区的行政控制,开辟各种财源,所以开始重视图经的编辑工作,使得各地图经的内容丰富性,都有明显的增长。

“图经”由谁来写呢?当然是地方行政官员的下属,不过许多地方官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精神,会亲自带人,把自己的管辖区域走个遍。在这个实地探访过程中呢,看到秀丽壮观的景致,或者听到什么奇闻异事,地方官不仅要详细记录,还会用文学写作的手法描绘咏叹一番。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柳宗元在担任永州司马期间,为了丰富完善《永州图经》而撰写的景观游记。所以,唐代各地图经中的很多材料,就会被后世文人直接拿来,作为诗词歌赋、小说野史的灵感来源。

例如,宋代《太平广记》里记载的很多传奇逸闻,就直接来自唐代的图经。比如说原籍安徽黄龙的南齐高僧法度,据说在栖霞寺里点化过妖怪,让妖怪皈依了佛门。杭州桐庐的鸡笼山上有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里面据说有一条能兴风作浪,化身为人的蛟。诸如此类。这两段传说,就分别来自唐代的《歙州图经》和《婺州图经》。

用作者王敖的话说,一方面,图经,成为了诗人观察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另一方面,诗人的文采和想象力,又让图经里原本抽象的山川地貌,风物特产,经过夸张和变形,成为了极富审美感染力,栩栩如生的视觉场景。

比如说,著名诗人刘禹锡,在公元824年从广东连州调往和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就任刺史。抵达之后,他就写了一首长诗《历阳书事七十韵》,历数自己这一路上所目睹的山川景色和历代遗迹。在序言里,刘禹锡很明确地提出,连州、和州两个地方的图经,给自己这一路的旅程指明了路线,以及不能错过的风景名胜。作者王敖评论说,图经中的丰富记载,给了这首诗歌以厚重的历史沧桑感,提到了不少曾经在和州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比如在这里炼丹讲道的老子、修仙升天的彭祖、迷途自刎的楚霸王项羽、大破曹军的孙权,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涛涛东去的乌江、战国时代楚国的章华台等景观一起,被诗人用大开大合的手法,融汇在富丽堂皇的诗句之中。 

刘禹锡如此大费周章,不惜笔墨地描写,当然不是为了简单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是婉转地通过诗歌展示一个信息:作为地方官,自己对管辖区内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是个能够担起更大责任的人才。所以,他希望能够早日回到长安,更好地为朝廷效力。

讲到这里,你肯定要问,除了地图和图经编辑的需要,还有什么原因,让中唐时期的文人写了那么多关于各地山川地理的文学作品?作者王敖就说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唐时代,唐王朝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加剧。大批士大夫官僚在斗争中遭到清洗,被逐出首都长安,被迫到遥远的南方荒凉之地去做地方官。 

贬斥出京,去偏远蛮荒之地担任地方官,对于唐代文人士大夫来说,是一种双重侮辱:不但意味着政治生命可能终结,还意味着被踢出了长安这个文学创作的核心圈子。

所以,对于这些被迫远离长安的诗人来说,沿途和目的地的山水风光,几乎就是他们孤独心灵的唯一安慰。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山水风光逐渐成为安抚作者心灵的世外桃源,更变成了诗人们自身美德的化身。其次,诗人为了维系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力,也必须发布作品和留在长安、洛阳的同行、亲友互动。类似我们今天频繁发朋友圈,来刷存在感。

中唐知名文学家当中,命运最不济的,估计是柳宗元。唐顺宗在位时期,柳宗元因为积极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官到了湖南永州,一呆就是十年。后来,柳宗元又被贬官到环境更恶劣的广西柳州,最终在柳州去世。在柳州,他曾写了一首《柳州寄京中亲故》,开头两句就以简练的笔法,描写了柳州环境的恶劣:秋天的林邑山上,有毒瘴气弥漫,牂牁[zāng kē]江的流水滔滔奔流,注入大海。光听到这一山一水的名字,就能让远在长安的亲友,感到一种陌生和疏离的感觉。接下来,柳宗元笔锋一转,以地理制图专家的口吻,来叙述柳州距离京城的遥远,说柳州距离唐代的锦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省麻阳县有多远呢?一路向北,要走三千里。

作者王敖指出,这一句“正北三千到锦州”,是中唐时期地理图册里,对于地方位置的标准描述。在唐代官方编辑的综合性地理图册《元和郡县图志》里,唐朝疆域内的所有主要城市、政治区划都会被标明,它距离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有多远,长安和洛阳在它的什么方位。这一套数据,被称为“四至八到”。之所以柳宗元要用锦州,而不是长安作为地理参照点,就是想带着读者,在唐代帝国疆域上来一场马拉松一样的旅行,让读者切身感觉到,距离繁荣的长安渐行渐远,过了偏僻的锦州,柳州依旧遥不可及,这是一种多么绝望的感觉。

这里,作者王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柳宗元熟悉地图,又去过湖南,他肯定知道,从广西北上湖南,路程不过是一千里左右。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写错呢?作者说,三千里,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是一个约定俗成,用来表示路途遥远的虚词。柳宗元为了表达自己的孤独和愤懑,故意避实就虚,用了这样一个夸张的手法。 

你看,柳宗元在一首短短的七言绝句里,把严谨的地理知识和文学修辞手法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人在天涯的孤绝感。这种孤绝感,因为柳州恶劣的地理环境,以及和长安在地图上的漫长距离,而显得分外真切、有感染力。

除此之外,这些对于所在地地理山水的见闻和知识,也成为了诗人之间交流的共同话题和情感寄托。如同今天的网络空间,为身在不同地方的我们搭建了一个能够同步交流的平台一样。中唐时期这些颠沛流离的诗人,也在文学交流中,通过描写同一片山水,实现了某种心灵上的共振和互通。

元稹和白居易之间的文学交流,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被当作古代诗人“知音”关系的模范,元稹的《梦梁州》和白居易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这两首彼此唱和的名篇,就是中唐诗人“山水共情”现象的最好例证。 

元稹和白居易这两首诗,其实讲的都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春天,元稹出京公干,前往四川。思念好友的白居易,和兄弟白行简来到长安郊区的曲江出游。在诗歌中,白居易描述自己已经饮酒微醺,坐在盛开的繁花之下,折下花枝作为计算工具,反复推算离京的元稹此刻到了哪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老朋友估计已经到了梁州,也就是陕西汉中。

巧合的是,几乎就在白居易出游赏花的同时,刚刚抵达梁州的元稹,在驿站休息时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正是自己回到了长安,和白居易等友人前往曲江和附近的慈恩寺游玩。然而,团聚的美梦,却被驿站官吏催促上路的喊声打断。梦醒后无比感慨的元稹,写下一首《梦梁州》。

作者王敖在这里总结说,曲江和梁州在两位诗人的诗歌中同时出现,并不是巧合。曲江,是唐朝长安郊区著名的景观,郊游胜地,更是长安文学家士大夫喜爱的聚会之地和社交中心。两人不约而同地把这个地方,看作自己精神的故乡。

那么,白居易如何能够精确计算出,元稹离开长安后,抵达梁州的时间?这是因为,唐代官方要编辑地理资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指导帝国境内的各大水陆交通线和驿站的建设,然后精确规划官员出差的行程:比如你从长安出发,去某地出差,那路程是多远,每天要以什么样的速度走多少路,必须在多少天之内到达,诸如此类。所以,做过相关行政工作的白居易,能够对老朋友的旅途动向了如指掌。

后来,白居易和元稹先后政坛失意,被贬官到四川达州和江西九江,但他们依旧通过友人来传递诗文,互相唱和。通过在各自的诗作中,分别对四川和江西的地理风物、人文环境进行描述和对比,两位诗人之间的友情和情感,也冲破了地理空间上的限制,连接在了一起。

好了,这本《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说到这里就快要讲完了。作者王敖最后总结说,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中唐文学大家,把地理学内涵引入了文学创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唐文学家感知世界和描绘世界的方式。而中唐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又成为了文学家利用创作来抒发心中政治抱负和苦闷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为唐王朝加强统治而服务的实用地理资料编辑,和文人们出于审美交流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一起达到了全新的高峰。

同时,作者王敖这种基于地理研究角度来探讨中唐文学创作的手法,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唐文学创作的价值。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汤姆·康利所说:“诗人就如同地图学家,通过意象和富于视觉特征的语言来描述世界”;而中国传统地理研究,恰恰是由科学严谨的绘图和文人优美详细的文字,来构建一种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我们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