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333 历史是观念的较量?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的内容来自我们的年度课程《顾衡好书榜》。

最近,顾衡老师串讲了一本书,历史学家戴蒙德的新书《剧变》。这是一个连载,总共有8讲。在第一讲里,顾衡老师打了个比方。他说,历史这个学科,就像一场拳击赛,时刻上演着不同观念之间的较量。那不同观念怎么决出胜负呢?我们怎么样才能逼近历史的真相?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顾衡老师的讲解。

你好,我是顾衡。

本周,我给你带来的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戴蒙德写过很多书。我最喜欢的是他写的一本小书,叫《性趣探秘》,是讲人类性行为进化的。强烈推荐!

不过他在中国最有名的却是另外两本。一本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另一本是《崩溃》。这两本书可以被视为姊妹篇。

《枪炮、病菌和钢铁》讲的是各民族不同的命运,是由环境决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崩溃》讲的则是,走向崩溃的文明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环境资源的枯竭。

你看啊,在这两本书中,戴蒙德都是试图用单一原因来解释人类的历史。但是《剧变》却反过来了。戴蒙德罗列了12个变量,用于解释七个国家是怎么陷入危机,又是如何在危机中做出选择的。

那么,人类历史这么复杂个东西,是用一个变量去解释更好呢,还是用多个变量去解释更好呢?今天咱们把书放下,先聊一聊这个话题。

直觉上,多个变量当然更好。咱们是小学五年级学一元一次方程,到初一才学二元一次方程。初一当然比小学五年级水平高,对吧?但是问题越是复杂就设越多变量,这个办法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并不管用。比如花旗银行,雇了一大堆顶尖级的数学家弄出个公式,来预判贷款客户的还款意愿和能力。这个公式里有13000多个变量,可牛呢!但是解决问题了没有呢?并没有!

另外更麻烦的是,人类历史和银行业务又不一样。花旗银行那个公式好歹还有个硬标准。到日子客户还钱了,你这个公式就是管用。到日子客户跑路了,你这个公式就是不管用。可是人类历史这东西,你用860个变量去分析曹操为什么能战胜袁绍,满头大汗说服了94%的人,是不是你得出的结论就一定符合史实呢?却也并不一定。

面对这样的窘境,科学教教徒说不怕,我们有更强大的计算机,有更强大的建模技术。860个变量搞不定曹操,我弄他86000个变量。但是,如果考虑到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话,不用多,38个变量所产生的计算量,就足以让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瘫痪了。

科学教教徒总是坚信,科学遇到的问题,一定会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这么想的人,意味着他守不住科学的两条边界。

一是他守不住科学只是个方法论的边界,硬是要把科学生拉硬拽到认识论的高度。

二是他守不住科学的适用边界,也就是可证伪。

不管哪条边界没守住,科学就沦为理性的僭妄,或者更糟糕,沦为一种话语霸权。花旗银行那个公式,是可证伪的,而历史却无法被证伪。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尼尔·波兹曼才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说,历史、人类学、社会学这些东西,要回归人文学科的本质,少一点统计,少一点数字,反而更好。

那么,是不是用一种变量来解释历史反而更好呢?

从戴蒙德自己的情况来看,他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以及《崩溃》,都是用单一变量来解释历史的,反而说服力更强。而这本《剧变》却像捣浆糊。弄了12个变量是不假,但是他既没有给每个变量分别赋予一个权重,也没有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说着说着,就来一句“你看看,变量5的效果出来了”。再往下扯两句,又来一句“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变量8的作用”。怎么说怎么有理。

有类似毛病的,今年还有一本爆红的书,就是尼尔·弗格森的《广场与高塔》。他上来就是一通六度空间啦,梅特卡夫定理啦,150邓巴数啦,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字花螺丝刀外加个手电钻,工具我先给你整一大箱。这就好比是披了68个外挂打游戏去了。这么打游戏当然会赢,但是这么个赢法,乐趣又在哪里呢?

正是因为历史过于复杂,变量太多,所以要想面面俱到的话,那除了口水话片汤话,你什么都说不了。于是,简化就成了有效讨论的前提。

以单一变量来解释历史,很像临床上的双盲对照。就是,我们承认历史和人体都很复杂,有数不清的变量。但是我们假定其他变量都一样,咱俩从中各挑一个变量,比比谁挑的变量更重要。这个“其他变量都一样”的假设成立吗?不成立。但是如果不同意这个假设,后面就没法进行了。所以康奈尔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克莱恩就说:“瞄准过头是击中目标的前提。”

也就是说,只有在双方都同意做必要的简化之后,在历史这门学科中,观念的较量才成为可能。这就像拳击比赛,规定双方都必须光着膀子戴上手套。要是你兜里揣着个刀片,我手心攥了一把石灰粉,那谁输谁赢就说不清楚了。

就拿预测美国大选来举个例子,美国大选很重要。简化的意思是你拿出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因子,我拿出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因子,看看谁能解释更多的现象。

比方说你认为经济最重要,四年前特朗普靠铁锈带红脖子上了台。我认为观察最高法院是更好的角度。2015年最高法院通过了同性恋婚姻法案,激怒了福音派教徒,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这两个解释,哪一个更好呢?显然我的解释更好。因为我这个除了能够解释四年前特朗普为什么能赢,还能解释今年特朗普为什么会输。

在他任命了巴雷特大法官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向宗教偏得太厉害,威胁到了女性堕胎权,所以占选民总数23%的未婚女性纷纷把票投给了拜登。而你的说法,今年铁锈带翻蓝了。这你怎么说呢?啊呀,吊诡了。啊呀,大意了。其实哪有那么多吊诡呢?就像在拳击场上,谁点数高谁赢一样;在观念的竞技场上,一种理论能解释的现象更多,就胜出了。

但是,这种各挑一个变量比输赢的办法,赢家是不是就意味着抵达真相了呢?却也并没有!两两比较的办法,只是赋予了各个参数不同的权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挤压”出真相。

我还是举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棕色”。棕色本身是无法被定义的,它只能存在于和其他颜色的对比之中。只有在测量出每一种其他颜色与棕色之间关联强度的值之后,棕色才能被定义。也就是说,棕色只是一组与其他颜色关系的集合。我们两两对比这种拳击赛举办得越多,对真相也就越接近。这是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

当然,一个一个参数效率太低,能不能用几个参数搭个模型,大家来比谁的模型更好?这也是可以的。比方说双方运动员腰上都别个双截棍、兜里揣个刀片,手心攥一把石灰。这样的拳击比赛也能打。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两个前提,一是,参数的无限增加并不是逼近真相的有效途径。讨论复杂问题,简化是必要的前提,以形成双方条件的对等。二是,简化后的比较必须是竞争性的,是一定要决出个输赢的,不然参数的权重还是得不出来。

现在一讨论复杂问题,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啊呀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做单一归因”。那不做单一归因,做几个归因呢?两个?三个?15个?843个?你问他,他已经捻着并不存在的山羊胡子走掉了。

就好比有个病人咳得睡不着觉,两个医生正在争论吃红霉素好还是白霉素好。嗯?!邻居张大妈蹦出来,说“啊呀,这是气血两亏阴阳失调啊,可不能单一归因啊!还是要用老鸭煲炖胖大海,水烧开后加半斤猪皮冻,出锅前再撒点陈皮和当归,先喝他个七七四十九年”。旁边吃瓜群众纷纷暗竖大拇哥,嗯,还是张大妈想得全面!你说说这情何以堪呢。

今天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关于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是因为我认为戴蒙德这个搞12个参数的路子,并不可取。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老了,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2岁,思维能力下降了。二是,他前些年娶了个新媳妇。这个新媳妇是搞心理咨询的,特别喜欢八个步骤、六大要素、十二个因子这种东西,把老戴给拐沟里去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选《剧变》这本书呢?两个原因。一是他讲述了七个国家在近代史中遇到的危机和应对办法。这个能把我们过去一年中涉及的内容很好地串连起来。二是,戴蒙德也好,弗格森也好,这两个人名气都不是一般的大。我对《剧变》和《广场与高塔》这两本书却不以为然,那万一是我出了问题呢,是我没看明白。

所以从下一讲开始,还是要认认真真地把这本书介绍给你们。好,我是顾衡,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