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880 到底该管人,还是管事?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今天继续向你推荐一门大课《熊逸讲透资治通鉴》。

熊逸老师有一个读书方法。他说,每一部书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也不应当被独立理解。他的这门《资治通鉴》课程就是这样,他是用好几百本书来讲透《资治通鉴》这一部书。

我们做了个统计,在前两季的课程里,熊逸老师讲到的书就超过了500多种。其中,不仅有历史古籍,还有新出土的文献,有哲学、文学经典,还有管理学、社会学的名著。所以,加入这门课程,您得到的不仅仅是《资治通鉴》这棵参天大树,还有一整座奇妙的知识森林。

今天罗胖精选分享给你的这一讲,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你听的时候可以数一数,在这短短十多分钟里,熊逸提到了多少本书。好,有请熊逸老师。

这一讲,我们继续说魏文侯的完美人设。

不光是个政治高手,魏文侯还有不错的音乐素养,但就是因为音乐素养高,他竟然被田子方认认真真地批评了一顿。而这个问题,涉及到管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要人治还是法治。

以我们今天的观念,你恐怕很容易站到法治这一边。但司马光写这个故事,竟然主要是为了强调人治的。

让我们进入《资治通鉴》,看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起喝酒,大约旁边有乐队助兴。田子方你还记得吧,咱们前面讲过,魏文侯以老师的礼仪对待他。

魏文侯忽然说:“钟声好像不太和谐,左边那排的声音高了。”

说到这儿,我想起三国时代的一个典故:周瑜很懂音乐,听到有人弹错了音,一定会扭头看一眼乐手,于是那些对周瑜心怀爱慕的女乐手总会故意弹错,希望引起周瑜的注意。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这是唐朝诗人李端的浪漫诗句。

你看,魏文侯的音乐素养,跟周瑜如出一辙。

但是,田子方只是笑。魏文侯问:“你笑什么?”

田子方这才回答:“我听说,国君应该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音乐。现在您这么懂音乐,恐怕对任免官员的事情就疏忽了。”

魏文侯说:“这话说得真好。”

场景很简单,对话很简短,交代出儒家心目中的领袖素养。这种素养,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概括:“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所谓“君子”,原本的涵义可以顾名思义,就是“君之子”,领主的儿子。在宗法封建时代,领主的儿子将来也会成为领主,需要管理土地和人民。

所谓“器”,字面意思是器具。器具的特点是为功能服务,每一种器具都会服务于一种特定的功能,比如锄头是用来种地的,衣服是用来蔽体的。锄头不能用来蔽体,衣服不能用来种地,这就是器具的局限性。

作为管理者,必须让自己“不器”,不做任何领域的专才,换句话说,就是干啥啥不行。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凭什么就能做管理呢?如果请田子方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说:“做管理不是管事,而是管人。”

所有的“事”,都应该分门别类,交给各个领域的专才去做,而管理者要做的,会用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

编钟的音准问题,既然是一件很具体,也很专业的“事”,那就不是魏文侯这个管理者该操心的,他只应该操心乐官的选拔、任免和考核。

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儒家很坚决地推崇人治,反对法治,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君子不器”的逻辑。

司马光本人无数次高举人治大旗,强调只有人治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

我们再看王安石变法,变的是“法”,这在司马光看来毫无必要,如果一定要变一点什么的话,那也必须是变“人”——把不称职的人撤下来,把称职的人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而如果人用的不对,“法”就算变出花样来,也会被不称职的人搞砸。

在这个问题上,《荀子》有一句名言:“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

也就是说,国家没有自己乱起来的,只有被不称职的国君搞乱的;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靠任何制度、政策、法律都没用,只能靠合适的人才。

当然,司马光也不会顽固到认为“先王之法”必须永世不变,毕竟他既研究历史,也精通《易经》。

他很清楚的一个道理是:“法久必弊”,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制度、政策、法律,无论一开始有多好,多受欢迎,多见成效,只要时间一长,一定会生出弊端,弊端越积越多,就会让老百姓反感了。

那该怎么办呢?司马光说,要“通其变,使民不倦”,也就是说,要顺应时代,该变就变,让老百姓欣然接受就最好。(《易说》卷六)

司马光搞变通,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编写了一部《书仪》,也叫《司马氏书仪》,重新规定了婚丧嫁娶之类事情的礼仪细节。

这部书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儒家传统礼仪一来太繁琐,二来那几部礼学经典太难读,好多内容确实读不懂,三来北宋社会和周朝社会相差太大,周朝的礼仪很难在北宋照搬。

有些人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古礼,那才是真正的顽固派,比如“北宋五子”当中的二程和张载。很多人倒是会觉得他们很厉害,值得敬佩,但没法学。

司马光的《书仪》才是拿过来就能用的一部实用礼仪手册,既有古礼的精神,又有新时代的变通。后来朱熹特别推崇《书仪》,在《书仪》的基础上编成了著名的《朱子家礼》。

可见司马光是有变通精神的,但变通的意思,是在现有的格局下增增减减,而王安石变法,在司马光看来属于全盘推倒重来,这显然不会有好下场,更何况王安石特别不懂得用人。

以王安石的用人风格,别说变法本身就有问题,就算新法一切都好,这些人也能把事情办砸。

让司马光愤怒的是,虽然说“法久必弊”,但法还没久呢,眼前看到的那些弊端基本都是由人的问题造成的,明明可以换人就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变法呢?人永远都比法大。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我们都知道人治不可取,这已经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常识了,但如果认真听听这些古代儒家大佬的意见,似乎也很在理。

我们凭着今天的常识,从直觉上就能判断他们说错了,但他们到底错在哪儿了呢?

其实他们说的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社会变大了。

我们必须想到的是,孔子那套学说是在宗法社会里诞生,因为逐级分封的缘故,全天下分裂成无数个独立的、小型的熟人社会,搞人治确实很恰当。

即便到了今天,在一些比较封闭的小县城和农村,只要还是独立的、小型的熟人社会,人治照样很适用。

聊完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们换个角度看魏文侯谈论音乐这个故事。

请你注意一个小细节的对比。

前面咱们说过,“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周瑜发现的音乐瑕疵,是乐手弹错了,这很容易理解。而魏文侯发现的音乐瑕疵,是乐器本身的音高错了。

在魏文侯的时代里,编钟的音高真的很难做得准确。

敲击一口钟,可以发出悦耳的声音,这好像很容易。在外行人的印象里,一口钟,开口是个正圆形,钟壁是均匀平滑的,最典型的就是欧洲老教堂钟楼里的钟,敲一下的话,整个小镇都能听到。

在《巴黎圣母院》的故事里,卡西莫多就是教堂里的专业敲钟人,今天我们去巴黎,还能在西堤岛上听到圣母院动听的钟声。

其实,就算不考虑音准问题,单是让一口钟发出悠扬的声音,就很不容易了,欧洲直到16世纪才掌握了让钟声好听的技术。

因为我们听到的一切动听的声音,都不是一个单独的音,而是由基音和泛音一起构成的。所谓泛音,从频率上看,是基音的整数倍数,如果不构成整数倍数,就形成不了泛音,就不好听。

一口钟如果造成圆形,钟壁还很均匀的话,就发不出泛音。

欧洲工匠的解决方案,是调整钟壁的局部厚度,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比例搞对了,钟声才能悠扬。

中国工匠在两千多年前就掌握了这门技术,而且做得更巧妙,不做正圆形的开口,而是做成一种近似于椭圆形的开口,像两片瓦合在一起,称为合瓦形,让敲击可以产生泛音。

除此之外,还把每一口钟做出不同的音高,同一口钟还可以正敲和侧敲,敲出两个音高,一组钟可以表现完整的音阶,这样就可以演奏音乐了。

至于音准就更难了。音高的不同,主要和钟壁的厚度有关。钟壁越厚,声音越高。这和弦乐器刚好相反,弦乐器是琴弦越粗,声音越低。

如果和弦乐器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弦乐器很容易调音,琴弦绷紧一点,声音就高一点,如果高得过分了,就把琴弦再放松一点。来回调节几次,就能把音高调对。

但编钟的调音就难得多了,一口钟铸好了,要调音只能靠锉,把钟壁锉薄,一旦锉得过薄了,再想恢复厚度就不可能了。如果对音高有严格要求的话,这口钟就算废了。

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造一口钟的成本相当惊人,而且造钟用的不是单一的金属,而是合金,这就意味着一口废掉的钟没法回炉重造。

显然调音必须慎之又慎,但问题是,编钟的调音非常复杂,而且古人纯靠耳朵辨别音高,没有辅助工具。如果调音师真的不小心锉多了一点,声音低了一点,该怎么补救呢?

严格来说,没有补救办法,但是,可以有蒙混过关的办法,那就是把相邻几口钟的音高也相应地调低一点,让相对音高听上去大差不差就可以了。

在出土的编钟实物里边,确实能看出这样的手法,而且绝大多数编钟或多或少都存在音准问题。

所以,遇到魏文侯这样耳音敏锐的听众,真能被听出毛病来。只是经过田子方这样一讲,魏文侯以后只怕听得出也要装成听不出了。

留个思考题,听完这一讲,对于法治和人治,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解,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从跟魏文侯关于音乐的对话,你大概也感觉出来了,田子方是个很会摆谱的人。下一讲我们继续读《资治通鉴》里田子方的故事,看看这位很有风范的高人还能怎么摆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