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10 古代和现代到底哪里不一样?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这周,我们上新了一个重磅课程:《西方现代思想40讲》,主理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教授。这门课名字看着比较宏大,但刘老师做这门课的初心,其实就是把19位你应该认识的朋友介绍给你,成为你在思想上熟悉的人。比如尼采、弗洛伊德、韦伯、阿伦特等等。就这么简单。

那为啥会选这19个人呢?刘擎老师跟我说,他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思想家要对真实世界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请注意,标准不是他的思想有多高深,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有多深。

接下来,我就邀请你试听一下这门课程的第一讲。我们请刘擎老师讲一讲,古代和现代到底哪里不一样?有请刘擎老师。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来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

开篇第一讲,我们来看一看现代思想的起点。可以说,现代性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蕴藏于这个起点之中。

这个起点叫做“古今之变”,也就是从古代到现代发生的转变。古今之变的本质,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别误会,这不是说古代比现代更好。就好像人会生病是自然的,开刀做手术是不自然的,但这种“不自然”能够救命,对我们大有好处。我想和你分享三个故事,从这三个故事中来理解古今之变这件事。

为什么现代人总要讲“我喜欢”?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婚姻。

我们经常听人开玩笑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也意味着,还是得先有爱情,然后才需要为它修一个“坟墓”。而且玩笑归玩笑,今天我们都知道,婚姻里不能完全没有感情。

但过去可不是这样。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么一条裁决,说如果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了,就可以开始找新的爱人了。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情了。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

恩格斯也说过,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阶层相同。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再比如,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你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说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么重要了呢?

这并不是坏事。“我愿意”变得如此重要,其中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么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care”,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选择”就成了一个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就变得脆弱、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边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边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些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候甚至能压倒其他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

“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呢?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思想实验,我把它简化了一下。

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开始争抢玩具中的一支笛子。如果要你来评断,你认为把笛子判给谁才算公正呢?

你可能会说,很简单,这堆玩具的主人是谁,笛子就属于谁。

但是如果让亚里士多德来评判,你猜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就应该属于谁。

你会不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好像跑题了:我们在讨论所有权,和好听不好听有什么关系?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跑题,这个答案来自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奏出优美的音乐,所以谁能更好地实现笛子的目的,谁就应当成为笛子的主人。这就是正义。

这种“正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来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听信这么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颜色不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么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么“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我们得到了自由。

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道理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也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了混乱和茫然之中。

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为什么要在城市里生活?

现在接着说第三个故事,它说的是新秩序。

现在假设有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如果刚好碰上春运,这个外星人肯定要犯糊涂了。

十几亿人跑几千公里,调动那么多社会资源,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专门为了去和人吃饭聊天打麻将放鞭炮,这些事平时不能做吗?外星人很可笑,他不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开始有的。

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才造就了这种新传统。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极不自然的,也是违背传统的。

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找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把大量劳动力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

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

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

变化背后的思想动力

个人主观价值的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的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这并不是说客观世界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而是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古代人相信有一个外在于人的自然秩序,这个秩序自有它本身的意义。但现在我们不再相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意义,我们相信意义是由人所赋予的。

历史上的古今之变是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的演化中逐渐发生的,包括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听一听李筠老师《西方史纲》这门课的第四单元。

在我这门课中,我想和你探讨的是这些社会事件背后的思想。古今之变这件大事,背后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主义。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就是现代社会思想层面的发动机,这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前行,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第一个改变和挑战是关于个人生活的意义。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么该信仰什么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会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么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呢?这是一个难题。

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

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么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么这些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第二个难题。

这两大难题,就是现代思想所面临的问题。而我这门课程就是要带你一起去探索,思想家们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什么样的思考和回应。下一讲,我们正式启程,首先要拜访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我看来,他的思考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

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刘擎老师是公认的思想史领域最好的学者之一。我们的同事,也是这门课的主编陈珏,她其实就是刘老师的研究生。我有一次问她,你对刘老师是什么印象?她想了一秒钟,说出了一个词,“人格典范”。确实,每次跟刘擎老师聊天,都是如沐春风。

他的这门课程《西方现代思想40讲》,会带你认识19位杰出的思想家,请允许我郑重地为你念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 ——

韦伯、尼采、弗洛伊德、萨特、鲍曼、阿仑特、波普尔、以赛亚·柏林、马尔库塞、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桑德尔、沃尔泽、泰勒、哈贝马斯、亨廷顿、福山。

这些无论如何你也应该了解的朋友,这门课介绍给你。好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罗胖精选,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