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230 “神偷”为何出现在宋代?


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十一假期,咱们精选的内容都非常的轻松。前三天,推荐给你的都是怎么出去看、出去玩。今天分享给你的是宅在家也能享受的体验:《贾行家说武侠》。

你可不要小看武侠小说。贾行家老师说,武侠小说就是一部中国人有血有肉的生活史。它和正史不同,正史里一般只记载帝王将相。至于平民社会什么样?我们可以从武侠小说里看到细节和真相。

比如,有一种武侠小说,你可能看过,就是神偷侠盗题材。贾行家老师说,这种题材是在宋代,被民间评话艺人创作大量出来。背后的原因,不是说宋代社会秩序混乱、犯罪高发,而是中国社会在宋代就已经展现出了现代性,也就是和我们所在的现代社会比较接近了。

诶,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贾行家老师是怎么说的。

说古论今天下事,拍案奇书贾行家。谢谢你听我说武侠。

在宋代,通俗武侠小说逐渐发展成熟了,它的语言特点是口语化的白话,体例是话本体、章回体。

这个模块还有一条线索:从通俗小说的发展中,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变化。

这一讲,我用一个宋代的神偷故事,讲讲通俗文学是怎么产生的?以及雅和俗是什么关系?

从“我来也”到神偷侠盗

话说宋朝时的临安城里出了一个大盗。此人来无影去无踪,不知姓甚名谁,只知道他做完案,会在失主家墙上写下“我来也”三个字。

这事闹得城里人心惶惶,府尹责成差役限期把“我来也”捉拿归案。公差四处访查,抓到了一个人。

那人过堂时连连喊冤枉,说自己是被抓来充数的。但差役一口咬定,这人一定是“我来也”。府尹举棋不定,就把人先关在监牢里。

这人很懂规矩,一到监狱里就对狱卒说:“按惯例,小人该敬上哥哥拜见钱。我有笔银子藏在岳庙,哥哥可以假作去烧香,取来花用。”

按他的指点,狱卒果然在庙里找到了二十两银子。于是对这人非常照顾。

又过了一阵儿,这人又说:“哥哥对小人十分看待,无以为报。某处桥垛子下面,藏了一些东西,哥哥可以去取。”

狱卒说那地方人多眼杂的,怎么取?这人说,“你装一筐衣服到河边洗,摸出银子盖在衣服底下,不就带回来了?”

果然,狱卒又得了五十两银子。再看这人,简直是亲如骨肉了。

一天,两人在牢里喝酒,这人求狱卒放自己回家一趟,两个时辰就回来。

狱卒一开始不敢。这人反复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官府没有凭据,何苦负罪潜逃。

狱卒想,已经拿了人家那么多钱,干脆一横心答应了,给他卸下了镣,放他走了。

天还没大亮,那人就从屋檐上又跳了回来。狱卒睁眼也是一惊,心想世上真有这么讲信用的人?

那人说:“小人怎能连累哥哥呢?”

一会儿天亮,府尹升堂时接到报案,昨天夜里,城里又连着发生了六七起盗窃,墙上都写着“我来也”。

府尹说:“看来前些天那人是抓错了”,便吩咐把人放了。

狱卒回家,妻子说昨天半夜,有人从墙外扔进一大包金银。狱卒明白,这是“我来也”的封口费。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宋代笔记。我讲的这个版本是明代小说家凌濛初的拟话本集《二刻拍案惊奇》,话本就是民间说唱的底本。

这一小段,属于回目前的“垫话”,也就是正书的铺垫。

你可能要说了:这小偷也不算侠客啊?这个“我来也”可不一般。他是武侠小说中的各种神偷的祖师爷。

这个开场故事后面,跟着讲的就是明代神偷“一枝梅”。

后世的小说,比如《水浒传》里的时迁、《三侠五义》里的蒋平,直到古龙的司空摘星,都是“我来也”的后辈。

故事说到这儿,你也听出来了,和之前我们讲的笔记小说比,这个故事的风格很不一样。

它虽然短,但情节反复铺垫。比起唐传奇,故事一下子精细琐碎了起来,这就是口头文学的特征。

你想,过去的说书人,一辈子只说几部书,要讲得细致,才够养活自己啊。

这样的叙事节奏,发展出了长篇武侠。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只是篇幅不同,节奏和叙事密度也不一样,长篇可以从容地铺情节线、描写更细腻。

这个故事还有种世俗风情和民间智慧。士大夫阶层或者权贵出身,真的不太懂进监狱要孝敬狱卒这类江湖规矩。

像汉丞相周勃,曾经下过一次监狱,出来以后就感慨:“我当年领兵百万,如今才知道牢头竟这么尊贵!”

而这个“我来也”就不一样了,他不只精通这一套,而且能逐步操纵狱卒。

至于出去以后还要回来,既是江湖人的信用,更是干干净净走出衙门的上策。最重要的是,故事不这么讲也就不精彩了。

话本小说为什么出在宋代?

宋代也有文言的短篇武侠小说,只是无论气魄、想象力,还是才华和人物刻画,都要比唐代逊色,毕竟,瑰丽的唐代精神难以再现。

但宋代武侠也有自己的特长,就是发展出了通俗话本小说。这个结果有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国社会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代社会是比较纯粹的平民社会,几乎没有贵族高门阶层。除了皇家,大家都是平头百姓,没有什么特殊的势力和组织。

所以史学大家钱穆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宋代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来自于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性。

这就和我们的武侠小说话题有关了。

我们先来说联系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印刷术。从文明的高度来说,怎么评估印刷术都不过分。

吴军老师在「得到」的《科技史纲》课里讲过:在宋代,全国到处都有民间印刷作坊,信息传播的成本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活字印刷虽然发明于北宋时期,但一直不是主流。主流其实是雕版技术。

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印刷技术历史,会发现这里有个问题,中国的印刷术,其实很早就有了:战国时代出现了印章;南北朝时期,印章和纸已经结合起来了。

技术不是问题。那印刷的普及,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呢?

最直接的就是需求问题。虽然有技术,但刻一个雕版,需要印很多份才能收回成本,这么多的复制品给谁用呢?

没有普遍的民间需求之前,看哪篇文章好,自己手抄一份就是了。

印刷手工业的关键字眼是工业,它需要提供劳动力和市场的城市化商业文明。到了宋代,这些条件彻底成熟了:

宋代的中国人口超过了1亿。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宋代还有大量商业化小城镇,市镇人口脱离了农业生产,国家对他们进行单独的户籍管理。

代表城市化水平的风向标是房地产。中国第一个房地产高峰就出在宋代。

宋代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到了连文豪欧阳修、宰相寇准都买不起的程度,他们要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屋,还专门写诗吐槽这些事情。

你看,这样的大城市,才会出“我来也”这样的大飞贼。一夜之间盗窃六七家,还不是因为有钱人多、住得又近吗?

在宋代,有了繁荣的城市,有了普遍的科举,平民识字率大幅提高,才有了全社会对于信息和文化的需求,印刷业也就运转起来了。

除了印和科举相关的书、印佛道经典和历书、印文人的文集诗稿,当然也印供市民解闷儿的白话武侠小说。

武侠话本的出现,还需要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娱乐业。

在宋代之前,中国的城市是“城”而不是“市”。唐长安那么发达,仍然是按军事和政治思路规划的“城”。

我们前面说过,长安的坊有高墙,夜间实行宵禁;另外,作为居住区的坊和商业区的市,是有严格界限的。

而在宋代,商店开设的地方就随意多了。古籍记载,北宋的开封,商铺酒楼密布,取消了宵禁传统,夜市每天营业20小时。

南宋的临安,街上的人流到三四更天才减少,而五更天不到,又开始出早市了。

四更天大概是凌晨两三点,古代有句话叫“三更鬼,四更贼”,就是说四更天色最黑、人睡眠最死,容易出现窃案。

“我来也”要求给他两个时辰,就是这个时间段。他早出来也没有用,大街上还有人呢。

有了热闹的夜生活,就有发达的娱乐业。瓦子勾栏这个词,就是指宋代城市的歌舞综艺场所,表演包括杂剧、说唱、滑稽。

话本小说那种诙谐生动的语言,铺排情节、制造悬念的结构,包括章回体和定场诗的形式,都是演艺场所里说唱表演的特征。

评话的典型过程是:先由艺人口头整理民间传说,在表演中不断完善,再由文人最后润色改写。

所以,看古代评话和今天听评书差不多,不太需要古文基础。评话和唐传奇、史记比起来,也好像有了雅俗之分。

那么该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就只能说个人态度了。

我觉得:首先,它未必是个真问题。题材和类型,并不先天决定文学性的高低,《水浒传》就是例子。瞧不起通俗文学的作家,谁写得出《水浒传》这样的人物精度?

另外,文学中的雅和俗,满足的是不同市场,具有不同的文化作用。可以各行其道,并不存在对立。

比如说,今天的玄幻网文,也许需要和电子游戏、短视频争夺用户的时间,但并不抢占严肃文学市场,也没有限制严肃文学的写作和阅读。

从历史上看,通俗文艺发达、世俗生活繁荣,对高雅文化是好事。

宋代就是一个例子,时代的繁荣和宽容,既产生俚俗的市井文学,也造就了精致的古文和诗词。

像苏东坡这样的天才,可以在雅俗之间自由往来,不以为意。

不同的品位,是一种差异,也是一种自由。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宋代的通俗话本,是武侠小说的划时代的事件。它来自于近代化、城市化文明的生活方式、娱乐业和印刷手工业。

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没有真正的对立关系。

在你喜欢的文艺领域,你觉得高雅和通俗的界线在哪里呢?

内容听完了,我是罗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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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胖精选,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