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07 第601期 | 一场始料未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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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始我要给你介绍一本书,是一本历史书,叫《缔造和平》,写1919年的巴黎和会,作者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给你介绍这本书呢?因为生活在2018年的中国人都能感觉到,人类历史又到了一个重大关头。昨天有人在微信里给我发了一段话,说短期变化,大家看到的是事件。中期变化,大家看到的是趋势。而长期变化,我们必须能够看到结构。

对,2018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现象,比如中美贸易战,有人热衷于谈论事件本身,有人看到了背后的趋势,但是,真正影响我们这代人生存方式的,是那些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人类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发生了很多次,但是对我们今天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战结束时候的巴黎和会。那一代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分明知道自己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参加巴黎和会的政治家,和我们今天一样,也分明知道自己有机会对未来的人类结构做出建设性的安排。那么,他们做得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先简单说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这代人中国人对二战比较关注,超过了一战。道理很简单,二战,中国自己就是战场。二战也奠定了今天生活的世界格局。再加上二战的过程本身也更有戏剧性。所以,我们往往不太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但是历史学界有一个说法,一战和二战本质上是同一场战争,分了两次打而已。它们可以看成是一体的。所以,回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才能观察那个巨大结构性变化的开始。

你想,欧洲自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有100年了,没有发生全面战争。这100年间,大家全部看到的是,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还有理性的昌明。国际贸易的数额也在不断地扩大,大家在经济上都互相依存了嘛,还打什么仗?所以,当时的人有一切理由相信,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发生的了。

当时的人怎么会想到,到了1914年,那头已经沉睡了100年,而且被捆得越来越紧的战争怪兽,会突然挣脱绳索,伤人害命呢?

当时的人只想到到过去100年,我们人类有了技术和理性的发展,这两个的发展会制止战争。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技术和理性的一系列副产品。

举个例子,当时铁路技术在欧洲已经非常普及。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在制订的时候,就是打算靠铁路的快速运兵能力,能够速战速决。德国人这么想也很正常,几十年前没有铁路的时候,普法战争也就打了几个月。现在有了铁路这个好东西,就可以迅速集中兵源、迅速投放战场。

所以施里芬计划觉得40天内解决西线和法国的战斗是可能的。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吧?但是,没想到,技术的发展是普遍开花,还带来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机关枪,有了远距离精准射击的机关枪。这就让进攻者的优势荡然无存了。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德边境就演化成一场叫“堑壕战”,带来无休止的投入人力,是非常残酷的战争。

再比如说,因为电报技术的发明,人们会觉得,这会增加大国和大国之间交换信息的速度,政治家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方便,这也会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吧?但是没想到,通讯技术还催生了大众媒体。当时报纸是主要的大众媒体,当时报纸的发行量惊人。

举个例子,当时俄罗斯是欧洲列强中最落后的,大众媒体也相对如此。即便如此,在1914年的莫斯科,最大的日报每天可以卖出八十万份,有时一天还有两三份特刊,就是号外。这八十万份可不是八十万人看,欧洲很多咖啡馆的窗户上会贴当天的报纸,让大家趴在窗户上看新闻,后来就演化为城市里到处都有的阅报栏。80万份报纸,至少有上百万人看。

报纸会登什么消息?当然是渲染各种爱国主义热情啊。所以,在大众媒体的煽风点火下,欧洲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被点燃。这带来什么?政治家在小房间内的算盘打得再精已经没有用了,他们说了已经不算了,他们不得不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比如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左派政党啊,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多年,他们是一贯主张,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不要参与资产阶级发动的战争。但是战争一开始,他们还是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保卫祖国的热情,把自己原来的政治主张一扫而空。

之前是技术,我们再来说理性。

《缔造和平》这本书的作者麦克米伦在一次采访中说,到了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欧洲实际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调解国际争端的机制,国家之间已经习惯了通过仲裁来解决争执。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一旦发生争执,他们都同意让第三方——往往是强国来仲裁,并接受仲裁的结果。

1914年前的一百年里面,国家之间有大约三百多次国际调解和仲裁。这些仲裁中有一半都发生在1890年之后,所以你可以看出和平力量、理性力量的趋势是上升的。

这是好事。但是人类理性发展还有一个侧面,就是催生了官僚制。社会有了发达的分工,这当然会让效率总体提升。但是这也带来的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每一个人都只会在自己的分工里思考问题。全局性的视野越来越丧失,全局性的担当越来越没有人去担当。

比如说,当时德国的总参谋长小毛奇。他是普法战争时代的德军参谋长老毛奇的侄子。但是,这两人间有巨大的差别。老毛奇是个军事天才,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但是到了他侄子小毛奇的时候,其实他的判断力并不差。刚刚上任的时候,小毛奇就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说,“你可能不会走运两次。”什么意思?德国当时要两面作战嘛,既要打西线的英国和法国,又要打东线的俄国,两次都赢的机会不大啊。所以,1914年开战的时候,小毛奇是不想打的。他好几次表达了消极悲观情绪,战争开始后他果然精神崩溃,很快被调离了。

但是,这时候的小毛奇是职业军人啊,他是当时社会分工的一环。一个社会分工里的人,总是要回应这个职业本身提出的要求。所以,一旦宣战,毛奇嘴上总是说,我们军人,打胜仗是我的义务,而且打就要打赢。他厌战,出于理性。他全力推动战争,也是出于理性。二者居然可以并行不悖,你说荒唐不荒唐?

这种分工带来的视野狭窄化是全面的。不仅是军人觉得,我就得打仗。老百姓也觉得,打仗是军人的事,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军人肯定能赢。甚至当时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本来应该对民族和国家命运负责的,也被这种社会分工给绑架了。

1914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威廉二世问能不能不要双线作战,只打俄国,小毛奇说不行,因为我们没有作战计划。我现在手头只有一套施里芬计划,这套计划已经启动了,回不了头了。今天我们回看起来,这个理由太荒唐的。因为这只是在说,军队这个社会组织的分工没有做好准备,和宏观的政治判断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没办法,皇帝威廉二世也觉得要尊重军人这个社会分工的判断,所以他让步了,德国只好陷入到双线作战的噩梦里去了。

你看,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带来认知的狭窄化,没有人知道全局,也没有人有胆量打破分工的隔膜,对全局负责。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惨败。那怎么收拾残局呢?在战争的废墟上,人们有没有能力吸取那些已经明摆着的教训呢?这就是巴黎和会的故事了。

好,罗辑思维,我们明天接着聊巴黎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