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老想归隐田园?得去问问陶渊明



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文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小的必读,不过,很多人对古文都是又爱又怕,既爱的它承载的厚重与美感,又怕文言文读起来太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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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抢先选出一讲,带你重新读一读中学时就学过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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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人生选择
今天,我想通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来跟你聊聊归隐。归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主题。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理想,是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归林下,回家种田。就连最勤奋的雍正皇帝,也让人把他画成山野隐居的样子。
今天的“逃离北上广”和讲田园生活的短视频也是种归隐梦,虽然做这个梦的人在乡下没有半亩闲田,也并没体验过农业生产的艰难。我们把归隐还原回去,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经过层层包装的文化情感。
这种文化情感是在漫长的时光中塑形的,而它的一个主要源头,就是陶渊明这篇《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生活在政治动荡的东晋末年,自幼家境贫寒,他在29岁时才出来做官。有一派学者认为,陶渊明曾经也想有一番政治作为。他最崇敬的人物是自己的曾祖父,东晋名将陶侃。
陶渊明做过江州祭酒,给枭雄桓玄当过使者,还为后来取代东晋的刘裕做过参军,但每次的时间都不长,加起来也就三四年。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41岁,只做了八十天的彭泽县令就辞官归隐了,留下了那段不愿意拜见督邮而辞官的典故,和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名言,同时还写下了这篇《归去来兮辞》。
归隐在陶渊明这里,的确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文章开头就毫不掩饰地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所以除了做官没什么别的谋生办法。他早年当官就是为了奉养母亲。他还写过一首叫《责子》的诗,“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他的五个儿子都不大成器,家庭负担挺重。他说,我叔叔看我日子贫苦,帮我谋了这个差事。我觉得彭泽离我家不远,除了能存些钱度日,还可以在公田里种些高粱来酿酒喝。可是到任不久,又产生了回家的想法。因为觉得本性还是喜好自然,这是不该勉强的。
陶渊明的文章看起来平淡得像白话,却暗藏着哲理。比如他接下来说自己“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表面上是说自己是为了吃口饭在奴役自己。但这里的“自役”和后面讲的“心为形役”,都是思想命题:在生命选择里,哪些是出于本质的自由,哪些是自我奴役?陶渊明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他接着说,这次我本来是想看到这茬庄稼成熟,但还是收拾行装连夜离去。
陶渊明的归隐没有自我标榜的意思,他自称辞官理由是为妹妹料理丧事,根本没提“五斗米折腰”的事儿。
陶渊明也没有标榜高超的人生追求。他只是为了没等到用新米酿酒而有点儿遗憾,我们今天觉得这有点儿“萌”,这是他的一种风度。
陶渊明最吸引人的魅力,就是思想深邃的同时又天性浑然、语言真诚。苏轼说陶渊明是“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就是无论当官还是隐居,都表现得很坦荡,不让这些外在的东西扰乱内心。
陶渊明不是人生的逃避者,而是一个强者。士人们纠结、舍不得放弃的事,而他从来就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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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化了的田园生活

在陶渊明笔下,归隐生活是安宁快乐的,他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要回去啊,田园的地都荒了,怎么能不回去?这句家常话里蕴含着诗意和深情。
归隐田园,每天的生活怎么样呢?陶渊明写得特别美。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这几句里的词句,如今都成了经典意象。就是说:屋子虽然小得只能栖身,但能让他欣然自得。拄着手杖出门,可以随时驻足,看云气在山间自由起落,鸟飞倦了就归巢,这样直到天色将晚,日光黯淡,还是手抚松树留连。这样平常的生活,再加上有酒喝,就可以让他乐天知命。
在文学手法上,陶渊明把自然世界和内心的感知写到了一起。他说“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当他看到草木和流水,就感受到了万物的节律,体验到了生命的有限。
他说富贵不值得追求,神仙也虚无缥缈,该放下这些无谓忧思,“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就是让自己顺应自然,无忧无惧地安享剩余生命。陶渊明究竟活了多少岁?从五十多岁到七十多岁的说法都有。这也不重要,他已经从寿命、生死这些问题里超脱出来了。
陶渊明在自己的诗里偶尔提起过,自己种地的水平一般,“草盛豆苗稀”。但在《归去来兮辞》里,田园生活只有美好和疗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化归隐生活,我认为陶渊明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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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渊明到后代文人

不过,归隐一旦发明出来,就脱离了陶渊明,有了自己的套路。经过文人阶层的文化包装,变成了一种未必要真正实施,却时刻挂在心上和嘴边的文化情感。
好歹陶渊明还真的回乡种田去了,魏晋时代很多描写山水的诗文,作者都没有到过,但他们相信:能在想象中理解世界,可以不必真到那里,这叫“神游于山水”。至于文人中流行的画山水、养盆景、造庭园,也都可以看做一种变相的归隐。 
古代的文人阶层有一种普遍性的身份焦虑。他们一直很纠结:在皇权之下谋求仕途,究竟是像儒家自封的那样是政治上的合作,还是被人奴役?文人掌管着文化和舆论,这种政治身份带来的焦虑,就需要在文化里寻找平衡。
所以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高调宣布自己的归隐志向,自命为陶渊明的知音,在幻想里实现自我。明明是衣锦还乡的退休,买了大片田园和豪华的宅院,也要说自己在学陶渊明。
陶渊明被文人选中作为精神标杆,恰恰在于他解决了精神归属的问题,建立了观察和表达自我的样板。
陈寅恪说,陶渊明不仅“文学品节古今一流,而且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对宇宙、社会、人生,都有深刻的感受和体验,他的作品一直在展现旷达的人生态度,这比从理论上讲述清楚要难得多。何况,能说明白的人,也不一定能像他这样活明白。
而且,人对世界的观察并不是客观行为,看到什么取决于谁在看、怎么看。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一套密码,人们在观看自然的同时也在追问内心。作者用什么态度对待山水,决定了作品境界的高低。苏轼说陶渊明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就是文字质朴但内里华贵,这需要放慢阅读速度才能体会到。
经过不断的渲染和模仿,归隐成了非常流行的文化情感。这很好理解,谁没有对奔忙无奈的现实产生过厌倦呢?谁没有对生活的意义感到过迷惑呢?古人那么爱忙活砌假山、建园林、关起门来画山水画,这都是在精神上完成归隐。肉身不必真的回到田园,照样也能进入一种闲适、超脱的文化情感体验,得到自然的真意。


我们读完《归去来兮辞》,也很容易被感染,同样会蠢蠢欲动,感叹“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但即便假期去山里或者农家乐住几天,也还是希望最好有空调和wifi。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隐居和真实生活的关系。
我们的这种情感需要很正常。从情理上来说,无论陶渊明还是历史上的隐士,从个人选择来说也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文学成绩很不错。不过,从人生意义来说,归隐的遗憾就比较明显了。
隐士的基础身份是士,也就是文化精英,他们在生活中选择了归隐,可以说是在精神上选择了封存个体自由。但在此之后,他们几乎都没有对自由进行反思,表现就是:没有用这些自由做什么。
比如,士大夫对整理科学技术没兴趣,工匠想整理但没有知识,这些事情他们这些隐士本来是可以干的。就算神游于山水,也可以像徐霞客那样去研究地理,或者搞搞动植物分类学。这些隐士们受困于"士"的身份,只学会了向一种生活说不,但并没找到自己的独特价值。
对现代人来说,从紧张的生活里脱退,过低欲望生活,同样是正当选择。但问题同样在于,归隐应该是一个宝贵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最后,我也希望你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在你的归隐梦里,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吗?欢迎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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