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六线城市”,也能干成世界级大事



众所周知,如果用100分来表示创新,那么最难的地方不在于从1做到100,而在于从0到1,也就是能够重新定义事物的“创造性破坏”。比如当年iPhone重新定义了手机,“摧毁”了传统的手机行业,却促生了新型智能手机行业。
那么,想做出“从0到1”的伟大创造,我们能怎么做呢?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老师,在他的课程《年度得到·施展中国制造报告20讲》里,用一个企业家的故事做出了回答。

欢迎你查看下面的文章,如果你是企业家,希望能给你经营企业的新知;如果你是一名员工,也能从中发现提升自我的秘诀。


从0到1,需要勇气和想象力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宏观概括和描述,无论是“制造业崛起”还是“制造业转移”,回归到本质,其实都是在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商业活动中实现的。
在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初,以及当下中国制造业的转折时刻,人的力量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就是徐小平老师的家乡,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的故事。这个小镇的一部分过去叫做溪桥镇,今天,它被称为世界小提琴之都。
但仅仅在几十年之前,这个小镇和小提琴没有丝毫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而发展起来的小镇,在它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人”这个要素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这里的“人”,更明确来说,就是“企业家”。但这并不是说,执掌企业的人就一定是企业家,也有可能是职业经理人。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企业家是做什么的呢?有一个经典的表达,叫做“创造性破坏”。
比如乔布斯创造出了iPhone,重新定义了“手机”这个产业,同时也破坏甚至摧毁了传统手机产业。但智能手机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带来了新的产业和更广阔的世界。
这就叫“创造性破坏”,是从0到1的创造,这是企业家的工作。
而职业经理人是做什么呢?是把1做到100。从1到100,需要的是执行力,但从0到1,需要的是巨大的想象力
想象力可不只是“想想”而需要巨大勇气。
一般来说,人们在行动的时候很容易有一种路径依赖,过去是怎么成功的,我今天就继续那么干。因为过往的路径意味着你对成功有更稳定的预期。但问题是,稳定的预期基本上只对“怎么从1做到100”有用。
如果要实现从0到1的创造,那就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要突破甚至抛弃旧的规范,追求全新的东西,能否成功完全是未知,但必须得敢于纵身一跃。

一家乐器厂的野蛮生长之路

一个国家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当然需要职业经理人来把事情从1做到100,但在那个启动的时刻,最重要的是企业家从0到1的勇气和想象力。
江苏省泰兴市溪桥镇的乐器厂,今天已经改名叫做凤灵乐器集团了。我拜访到了董事长李书,他是一位典型的企业家。
李书在1973年进入了刚刚从公社的砖窑厂独立出来的溪桥乐器厂,最开始是做木匠学徒;到1980年,李书成为厂长,开始了他和溪桥乐器厂的野蛮生长之路。
溪桥乐器厂最初的起源,是从上海提琴厂下放回来的几位提琴师傅。在发展了近十年之后,它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
厂子就建在村里,员工都是农民,日常行为也还是农民的习惯,无法按照工人式的纪律被管理。当时厂里如果出现了矛盾,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打架。发起急来,厂长也照样挨打。
李书成为厂长的时候,溪桥乐器厂已经风雨飘摇。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工厂的管理方式——他要破除此前靠派系来维系、靠打架来平衡的企业管理模式。
上任当天他就约法三章:第一,不能骂人,骂人的道歉;第二,不能打架,否则开除;第三,不能偷厂里东西,否则也要开除。
当天就开除了十几个违反规矩的人,这些人不服,闹到镇政府去,李书只好以辞职相要挟,才拿到了开除人的权力。
此前员工都已经习惯了骂人打架,抱着铁饭碗,在组织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仅仅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想改变这一切,非常困难。但李书就是从铁饭碗下手,硬是在短时间内就改造了混乱多年的工厂秩序。创造性破坏就从这里开始。
李书说,在乐器厂起步时,他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把厂里的员工训练成真正的工人。这对于现代工厂制度来说,是非常艰难又非常重要的一步。
李书走出了这一步,但这只是让工厂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基础前提,离工厂真能活下去还很远。
李书马上就会面对第二个挑战,那就是订单问题。
在1980年李书接手乐器厂的时候,厂里总资产是17.8万元,可是里里外外的欠款有将近80万,这还没算拖欠了8个月的工人工资。所以在把工厂秩序稳定下来后,李书接下来的首要工作就是寻找订单,让工厂运转起来。
他首先想到了原先有过合作关系的上海提琴厂,想去那里要订单,但当时的溪桥乐器厂已经困窘到什么程度呢?厂里连李书去上海的10块钱路费都拿不出来。
李书只好回家收拾出一筐鸡蛋和几十斤小麦,背到镇上卖掉,才勉强凑出了往返上海的路费,拿回了订单。
有了订单,下一步就是生产。但要生产,最起码得有买材料的钱。这就是摆在李书面前的第三道生死关卡,融资问题。
李书去公社里的信用社贷款,可是信用社根本不搭理李书的贷款申请。之前溪桥乐器厂效益太差,过去的欠款都没有还,信用社没有理由继续贷款给李书。
李书只好找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又和信用社主任据理力争说:“溪桥乐器厂过去欠的贷款确实没还,但那几十万贷款里,可有一分钱是我李书借的?如果这一次我也贷款不还,那你以后一分钱也别再借我。但这一次要是信用社坚持不贷款,那么溪桥乐器厂马上就会破产,过去的欠款我看你找谁要去!”
经过一番艰难的拉锯之后,李书总算是拿到了2万元钱的贷款,并且和信用社约定30天一定偿还。
但工厂的生产周期远远大于30天,30天其实还不上这笔钱。于是到第20天的时候,李书开始到处借钱,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四邻,哪怕人家有几分钱他也要借出来,终于在第28天的时候凑出了2万元钱,记了整整四大页的欠款明细。
他背着一个大书包,到信用社哗啦一下把钱都倒在桌子上,信用社点了半天才确认了这是2万元。
李书对信用社主任说:“我说30天还,现在28天,我就都还上了。所以信用社以后是不是可以放心给乐器厂贷款了?” 溪桥乐器厂的融资能力,就这么艰难地建立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李书身上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身上那种野蛮生长的劲头。

为什么最初企业需要野蛮生长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身份社会的特征,而改革开放的指向是要逐渐形成某种契约社会。
什么叫契约社会呢?就是人们之间通过签订契约来形成合作关系。
契约能够有效实现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就是法律体系和信用机制,而且这两条互为条件。
健全的法律体系让人们可以对未来形成稳定预期,签订条约就是要约定未来咱们要做个什么事。如果有人耍赖,就算法律会主持公道,但可能也会浪费另一方的时间,所以又需要信用机制。
有了信用机制,就能提高经济效率,形成足够的经济资源,支撑法律体系的运转成本。因为法律体系运转起来成本是很高的,除了法律文本,你还得有司法系统、律师系统、诉讼机制等等,这可不是一件便宜的事儿。
身份社会,基于彼此的身份,人们就能低成本地去判断他人的信用状况,比如一个贵族肯定比一个佃农信用好啊。但是,这种信用基础被身份体系所固定,经济效率就比较低下。而现代的信用体系需要扩展到每一个人。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是健全的法律体系保障了现代信用机制,现代的信用机制又提高了经济效率,整个社会才有足够的钱来供养健全的法律体系。
那问题来了,当身份社会要向契约社会转型,法律体系还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信用机制靠什么保障呢?信用机制得不到保障,经济发展太艰难,又怎么走到下一步去完善法律体系呢?这就是一个困局。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说,只要它想发展,无论局面如何,它只能、或者说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建立起信用。
李书找到了自己的办法,他的故事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阶段中企业家们的一个缩影。要想在困境中突围,企业家既要有勇于突破的冒险精神,又要有找到可行办法的创造性的能力。
阅读那段时期的企业史会发现,那一代的企业家找到了千奇百怪的办法,你很难去定义这些办法,只能称之为一种“野蛮生长”。
但正是这种野蛮生长,让困顿的中国经济获得了腾飞的必要前提。
理解这一群人,理解这种“创造性破坏”中实现的野蛮生长,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成长的必要一课。
当然,强调人的力量,也并不是说宏观要素就不重要。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多重要素的耦合下成为可能的,包括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空间、国内宏观产业政策、西方的产业革命、世界市场的庞大需求等等。
那为什么我如此关注“人”的要素呢?
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当中,只有人是真正的能动性要素,而其他各种要素只是环境条件。
人能够做到的是整合既有的环境条件,以想象力和勇气,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当今世界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时刻,环境条件已经不足以塑造出足够的确定性,人的能动性会成为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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